中国共产党诞生91年来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1921至1949为革命夺权阶段；（2）1949至1978为巩固政权和领导国家进行经济建设初期的探索或走弯路阶段；（3）1978至现在则为战略方针政策步入正轨的阶段。
1949年接盘时，中国可以用烂摊子来形容，在连续28年的内战和外战（对日）后，老百姓的吃饭和外部威胁是中共执政之初面临的两大难题，经过几年的奋斗，中国共产党团结民主党派领导全国人民很快初步解决了这两个问题。抗美援朝的胜利提振了民族自信心，经济恢复时期的各项政策建立了早期的经济秩序使老百姓达到有饭吃饿不死的程度。1956年，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方方面面显示出了中共执政后的第一次繁荣。自1957年以后一直到1978年，这21年基本上可视为中共执政走弯路的21年。1957年“反右”是极左路线的开端，1958年大跃进则表明作为执政党的中共根本不懂经济建设规律，1959年庐山会议反彭德怀实际上是从此堵塞党内言路天下言路，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对刘少奇等人的不同意见的激烈反应，使得党内从此进入一言堂时期，之后持续三年之久的“四清”运动为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序幕，1966年开始的十年浩劫则正式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拖入深渊。
1978年以党的11届3中全会为起点，中共开始进入新的时期，与毛时期相比，（1）个人崇拜时代已结束，“万岁现象”已然消失，只有经历过毛时代政治社会生活的人才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历史进步；（2）以阶段斗争为纲的左倾路线得到彻底纠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党内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政治路线；（3）以改革开放为手段初步打造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并在短短的32年时间里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4）自2002年的16大开始，党的最高领导集体出现了首次正常的制度化的新老交接，这种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掌舵交接实际是以邓小平提出的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并身体力行带头退休为最终源头。
现在，中共18大召开在即，不管领导集体由何人组成，不论这个新班子年轻化到何等程度，从路线、方针、政策等方面说，“萧规曹随”已在意料之中，按照中国惯例，一个新班子在正常情况下会有主政10年的两届表现时间，而今后的10年又是中国在全球经济、政治变革中非常重要的历史机遇期，在复杂严峻的内政外交挑战中，18大的新班子肯定会面临许多新的难题，当然，这也是他们可以把握的建功立业机会，只要头脑清醒、梳理矛盾、明了轻重缓急、集中全党智慧，在战略、方针、政策上不出现大的失误，中国就能够在新班子的领导下，在今后的10年中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即真正实现毛泽东1958年提出的超美目标。
世事纷纭复杂，工作千头万绪，18大诞生的新领导集体应注意哪些问题呢？我以一名普通中共党员的身份粗略建议如下：
1．提高透明度
“提高透明度”就是要打造清明政治。胡锦涛总书记在10年任期中严格自律、清廉方正为全党树立了榜样，18大诞生的新班子也应该在这方面发扬光大，不为个人谋利益，不为家族谋利益，应成为每个新班子成员的从政圭臬，只有这样才能上行下效，才能理直气壮地整肃党内不良风气，才能延续中共的执政威信。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人都生活在玻璃鱼缸中，党的最高领导集体正派健康，全党就能够戮力同心，全国人民就能心悦诚服，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党的高级干部都应该熟读并明白魏所言载舟覆舟的道理。既然中共是“三个代表”，那就要在方方面面表现出先进性，而且，这个先进性不是“王婆卖瓜”式的先进性，它要用制度表现来证明，用可计量的国际指标数据来佐证。例如，在领导人个人财产和家族财产方面，西方国家早已透明，俄罗斯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国家也早已透明，我们中国要做到透明似乎也应该不难。
2．强调法制和监督
在过去30多年，中国创造了世界瞩目的经济发展神话，但却始终没能解决人治高于法治的老问题。王立军案为什么引起这样的震动？在自称法治社会的中国，一个副部级干部在失宠之后只能靠叛逃至美国的领事馆才能保住性命，如果他的叛逃没能成功，那国人看到的又肯定是另一个故事。政治局委员的老婆居然敢下毒杀人以及事后掩盖罪行时动员行政力量的行为，这样的案例在中共历史上还十分罕见。很多年以前我到新疆调研，一位银行的副行长就说过一个令我十分难忘的话，他说“一个单位的纪委书记，主要职责就是给一把手擦屁股。”这句话可能有失偏颇但却反映了中国当前的一个体制弊端，即在某些地方和单位，一把手实际是凌驾于法治之上的，他有时真的是有指鹿为马决定生死的权利。而这种现象不矫正，法治社会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建设法治社会既要树立法高于一切的理念，又要有相应的监察制衡工具。在这方面，我们正在不断进步，但要走的路还很长，我相信18大新领导集体在可能的10年执政期间在这方面能有所建树。
3．进一步解放思想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大约是2006年秋季，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讲过解放思想的问题，之后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也大讲了两次解放思想，但响应者寥寥。这十分令人不解。党的17届6中全会讲创造文化繁荣，但却没有强调文化繁荣要以思想解放为前提，所以，中国今后10年能否出现与经济繁荣相衬的思想文化繁荣，仍待时间检验。按照一般规律，思想解放的要义就是放开天下言路，在中国当前国情条件下，只要有利于国家兴盛繁荣政治社会稳定民生福利水准提升的话就都可以说，而不管是否触犯某个利益集团的敏感神经。中国的民众需要一个较为宽容的舆论环境，放松舆论管制政策就是给民众安装出气阀，这有利于缓解民众的“腹诽”压力，从长期看对政权的巩固有好处，从中短期看，也可以减轻各级地方政府的维稳财政支出压力。当然，解放思想的更高目的是提升国家整体智慧水平，提高中国的思想文化影响力，让中国在今后的经济金融输出过程中也匹配能为全球多数人接受的思想文化输出。已故经济学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阐述过这样一个观点：不用担心中国偷窃美国的技术，因为美国可以更快地发明新的技术；最应该担心的是中国偷窃的是美国独立宣言、宪法等代表美国价值的东西，当中国开始拷贝这些东西时，才是中国真正强大的开始，那才会对美国构成实质威胁。弗里德曼说的也可能不对，只供我们参考。中国今后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和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点毋庸置疑，我们要做的就是能否找到一条能对大多数民主国家也接受的有利于中国在全球发挥更大影响力的思想文化路线。
4．如何搞经济
中国在改革开放30多年中的成功是政府主导市场经济模式的成功，中国靠人口红利靠二元经济结构靠低要素价格靠投资出口的双引擎驱动创造了经济发展神话，但必须看到，这一发展模式在前30年有效，在以后的30年就可能失效或边际效力大幅下降。所以，中国必须在今后的5或10年中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线进行方方面面的制度改革和体制调整。在这方面，我们业已看到，中央主持制定的“十二五”规划以及国务院出台的各项文件似乎已穷尽了国人的智慧，从战略考虑、政策设计、方法步骤等等，其正确性和逻辑性几乎无懈可击，但我们为什么在“十二五”的头两年（2011至2012年9月）有开局不利这种出人意料的结果呢？2012年经济数据难看的背后是如何恰当运用投资需求抵补萎缩出口需求、如何在通胀威胁转变为通缩威胁时及时进行宏观政策调整以及如何正确引导地方政府扩张冲动等几个问题。古人有云“至道不凝”，所以，没有一成不变的政策，宏观经济政策，总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动进行适时适度的调整，即使是近年来主流认识一致的房地产打压政策也存在这样的变动前景。当然，这些都是短期问题。中国更应注意的是中长期问题，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特别关注：一是如何切实贯彻国退民进方针培育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二是如何善用经济信号和市场机制促成结构调整；三是如何将节能、环保、民众福利及区域信用环境改善等作为地方官员考评和升迁的关键参考指标。在中国，人们不认为货币是一般等价物而认为只有行政级别是一般等价物，所以，我们的国家管理者只要善抓官员升迁这个“牛鼻子”，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我们的领导人应清醒地看到，在世界经济竞争中，增长速度快就是最大的优势，因此，我们既反对地方政府“生虚火发高烧”，但也没有必要人为地压低经济增速，低增速并不是结构调整的充要条件。我们应当鼓励经济学界探求中国经济的自然增长率，在现有的要素禀赋和结构条件下，只要不出高通胀不出部门严重短板不影响环境生态，速度能高就高些，并让全国人民都能公平分享速度成果。战略和政策对头，中国在10年内就能取代美国的世界第一经济体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