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以新农村建设为主题掀开了中国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系统化解决的历史序幕。六年来，新农村建设各地进展不一，模式亦多种多样。最近，我带课题组在国庆假日期间到河南鹤壁市、焦作市、沁阳市等地进行了五天调研考察，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河南省分行杨百路副行长、田永强博士的陪同下，我们参观了若干个有不同特色的典型，收获甚多。
中国近百年来有梁漱溟、晏阳初、董时进等志士仁人以一己之力或大声疾呼或进行长期区域试验或勾勒中国新农村理想图景，事实上，在一个以地主和资本家为统治基础的政治背景下，他们的新农村建设目标注定无法实现，尽管他们都可以被称之为“侠之大者”，但书生意气、空想主义限制了他们的眼界，帮助农民建设新农村的目标只能由共产党人来完成。
经过33年的改革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共产党作为有近8000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政党，在党政共管体制下，手中握有足够的可支配资源，中华精英绝大多数聚集在中共党内，也为智慧集中政策出台提供了精神保障。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城乡统筹，三化同步等一系列指导方针也为新农村建设铺平了现实发展道路。
中国最突出的国情特点是有13亿人，仅有18.2亿亩可耕地，吃饭人多，人均可耕地面积只有1亩4分，此项指标只相当于印度的1/3，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俄罗斯等疆域大国更是无法相比。在30多年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目前中国的城镇化比率已超过50％，大多数农村青壮劳力进城已使许多农村变成老人、妇女、儿童留守的空壳村，自1979年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后整体上中国农业仍停留在小户自耕农阶段。人均可耕地面积少使得全国大多数农村家庭拥有3到4亩土地，农业要素成本的连年上升使得许多农村每亩土地的种粮年收益维持不足500元的水平，因此，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眼下的最佳解决之道是农业生产要素的重新整合，集中经营，这样才能实现由小户自耕农生产方式向现代公司化农业的生产方式转变。转变的现实路径是什么？从2006年以来的发展实践看，就是通过新农村建设运用并村的方式，腾出大量宅基地，并推动复耕宅基地和承包地进入流转环节，使土地向种田大户集中向现代化公司集中。对于土地被流转的农民来说，他们每年从流转土地中取得的租金性收入要高于他们分散自营时期的收入，他们可以放心地到城里打工，每年可将3万元左右的打工收入看作是边际收入。对于流转土地的承接方来说，规模化经营可以大幅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升产品质量，提高农业边际生产力。在这方面，近年来有一个情况需要澄清，那就是农民对并村和“上楼”是否有抵触情绪？根据我们的调查，绝大多数农民都在并村和“上楼”过程中看到了实惠和优越性，只有极少数的个人感到利益受损。
中国的农民为什么穷？在河南省沁阳市调研时，一个年轻的村支书向我们介绍时讲了一个最深刻的道理，他说：过去，农民一得大病就穷，现在有了新医保，医疗费大部分可以报销了，“得病穷”已不成为贫困的关键性因素，放眼全国农村，中国农民穷就穷在盖房子上。在河南，一个青壮农民从下地干活到50岁后通常要盖3次房子，第一次是结婚房，第二次第三次一般都是“争气房”、“攀比房”。即使是一奶同胞的亲兄弟，比邻而居，我的宅基地地基、我的房檐也要比你高出半尺或一尺，这样的争气攀比几乎是耗尽家财，房屋质量差，房屋寿命就十多年，所以农民攒不下钱。由于宅基地房屋没有产权不能进入流转环节，因此，即使有些富裕农民盖房投入达百万，拿到市场上还是毫无价值。现在，通过“并村”、“上楼”农民住进了有产权的房子，这些房屋才成了有随时变现能力的财产。统一建房，统一标准也避免了农民自己盖“争气房”、“攀比房”造成的极大财富浪费，从一辈人盖三次房，到三辈人盖一次房，不盖房，农民就能攒下钱了。
“并村”、“上楼”的另一大明显好处是农民生活方式上的巨大转变。在中国农村，农民日常最大的问题是洗澡上厕所问题。2008年以来，我几乎每年夏天都要到我40年前下乡当知青时的村子去一次，我发现农民尽管生活比以前改善多多，但上厕所和洗澡问题却始终没能解决。吉林省前郭县八郎乡苏玛村（我下乡时叫“两家子村”）全村几百户人家，只有一家的厕所是干净的，其他的厕所俱污秽不堪。农民新盖的房屋，尽管宽敞漂亮，但基本上没有洗热水澡的条件配备。但是在河南新农村每个参观点儿，洗澡上厕所都已成为不成问题的问题，上下水及供气烧饭问题与城里人比已毫无差异。新农村里的公共服务设施极大地节省了农民的个别时间消耗，其水电气等生活成本对于这些进城打工就业的农民来说根本不存在不可承受的问题。
“并村”实际上还具有一定的社会革命意义。中国的自然村尽管有完善的党政治理架构，但大多数中国农村都有家族势力存在，多村合并后，更多的人口集中必然导致原自然村家族势力的衰落，我党多年倡行的村民自治原则在“并村”大规模推开后真正得到了公平的体现。我当年在青岛李沧区某村曾亲眼看到选村支书村长时那种疯狂的贿选局面，一些人用每张选票200、300、500元甚至更高的价格买选票，选上去的人通过集体土地转让一次性地捞回选举成本，没选上的几近倾家荡产从此一蹶不振。那个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现在，在大规模的并村和城镇化过程中，家族势力以及黑恶势力贿选行为已很难行得通，多个自然村合并，庞大的家庭数量使得任何人都无法承受巨额的贿选成本，代表公平正义的党组织会在新型社区里真正发挥领导作用。新农村已不仅仅局限在经济层面，它的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意义更加明显。
新农村建设的宏观经济意义更是非同一般。我们参观的每一个新农村建设点儿，初始启动资金需求都在2至5亿元之间，几乎是100％的无风险投入，农民一旦新房建成搬迁后大量宅基地复耕后进入流转程序，仅指标一项一亩地即可卖到14万元以上，2000亩指标即价值3亿元左右。因此，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行长郑晖明确指示下属：“盯住土地，大力支持新农村建设”。我们碰到的地方政府官员一提起农发行就竖大拇指说：“只有农发行最给力，其他银行都是商业性的，既不支持新农村，同时又贷款时间短，利息也高”。农发行是全国唯一一家有专门的“新农村”建设业务条线的银行，到2012年10月，农发行新农村建设贷款余额已达8000多亿元。农发行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人民银行贷款指标的约束，2012年年初，人民银行给农发行确定的全年贷款新增额指标只有2600亿，扣去粮棉油收购和近800亿元的棉花储备资金需求，新农村建设的边际性投入能力已近于无。
我们业已看到，中国经济增速已连续7个季度下滑，我们的决策者在呕心沥血地想办法如何扩张国内消费需求，新农村建设不就是扩张国内消费需求的最好切入点吗？中国连续几年来打压房地产必然对30多个房地产相关行业的产品需求产生致命性的影响，新农村建设正好可以弥补房地产打压政策造成的产品需求缺口，农民搬进新居后又会产生大量的家具、家电交通工具需求，这比我们目前所做的一些小打小闹的促销活动要宏大有效得多。现在的问题是中央政府有积极性，地方政府有积极性，农发行有积极性，农民也有进入新农村的积极性，唯独人民银行的贷款指标管得太死，如果我们的中央银行稍有想象力，每年对农发行在新农村贷款一项上至少增加几千亿指标，那么，中国的宏观经济图景也不至于像新近公布的2012年3季度经济金融运行数据时那么难看了。
新农村建设经过6年的探索，我认为“并村”和“上楼”是一条在大多数地区都可推行的广谱经验，在人口稠密地区尤其应当广泛实施。由新农村建设引发的巨大建房需求和农民家庭消费需求正好可以解决中国经济“三驾马车”中的短板问题，而且，由于中国农村地域广大，充分体现了城乡统筹、三化同步的新农村建设就是中国经济未来10年、20年平稳高速增长的不竭动力。现在，我们的下一届政府面临的经济议题之一就是如何为新农村建设提供进一步的优惠政策配套，我们甚至可以做一极端选择，即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新农村建设贷款可不设指标限制，放在农发行每年由央行核定的新增贷款指标之外，能发多少发多少，中国农发行有充分的风险自控能力做好新农村专项贷款的发放工作。我们从统计数据就能看出，自2004年郑晖同志到农发行工作以来自我消化的不良贷款已达1100多亿元，至2011年年底，中国农发行的资产利润率已达2.05％，资本盈利率更是高达118.10％！这样的银行还不值得充分信任吗？让农发行放开手脚支持新农村建设，全国的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产业低迷状况也会随之改观，甚至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新农村建设就是一个宏大的国家改造计划，是提振内需的最佳切入点，积极建设新农村，中国经济在未来20年中的高速平衡增长就有了切实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