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年春节将至，中国人民在习习清风中迎来了新的一年。习习清风是中共18大以来习近平以强调反腐倡廉、以政治局改变作风的8条规定为初始源头。在北京，老百姓们首先看到的是交通拥挤的长安街及各条道路上再没有警察清道、所有车辆避让最后让一两辆特权车疾驰而过的那种现象了；接下来是全国各地的两会，过去那种大肆铺张、冗长恼人的集体讲假话讲空话讲套话的现象也少了许多；更让老百姓心中大快的事是习近平同志关于党内反腐要“老虎苍蝇一起打”的痛快淋漓的讲话以及现实中看到的顺应民意将网络上揭露出来的一个个贪官拉下马依法查办的许多事实；……所有这些，让喜欢读史的我在心中琢磨——我们是不是又碰上了类似史上某个鼎盛时期的“XX之治”了？
我们的的确确有很多很多的期待。
中共执政时间只有60多年，前30年我们既取得了很大成绩也走了许多弯路。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我们最大的成绩就是减少了几亿绝对贫困人口，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神话，使中国从经济濒临崩溃边缘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同时也积累了一大堆社会问题，其中，老百姓感觉最突出的问题一是官员腐败；二是财富分配不公。我们业已看到，18大新领导集体亮相之后的表态和行动也是以矫正这两个社会弊端为重点。
从世界范围看，各国遏制官员腐败有各种各样的模式，其中，北欧国家官员清廉程度最高，它们依托的是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和长久以来形成的官场清明文化，以及可称之为特殊意识形态的社会民主主义。美、英、德、法、日、加、澳、俄等民主政治国家则依靠多党制和普选制来实现政治清明，任何有政治抱负的人士在参加竞选过程中，个人政治经济乃至于生活问题都会被放在显微镜下接受观察，政治人物当权时期结束后，不论官至何等高位都仍然有接受检查并承担法律责任的可能性，所以，这类国家的腐败也算是被关进了制度的笼子里。中国的情况则与上述两类国家均有所差别。我们实行的一党执政、党政共管制度，民主党派虽然也在法律上有参政议政的权力，但并没有多少发挥对执政党员进行监督检查的作为空间，只起执政陪衬作用。对于执政的中共来说，官员腐败的监督检查通常由党内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履行职责，法治作用虽然在逐年提高，但在党领导一切的观念指导和实践背景下，各地方的公检法机构又是由党内的政法委书记负责，政法委书记又是由当地的一把手提名，这样就很容易出现一把手既抓“革命”又抓“生产”再搞腐败且无人监督的情况。这是以一个地方为观察角度，在存在金字塔式的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制度下，一个部门一个单位的情况也与地方大体相若。在新闻媒体存在严格管制的背景下，舆论监督社会监督的力量也十分有限，这就形成了腐败容易滋生的制度性土壤。在经济赶超大战略环境下，政府既主导改革又主导发展，使得手中握有权力资源的各级官员极容易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设租寻租，有些人甚至干脆为亲友大开方便之门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进行巧取豪夺，在党内外造成极恶劣的影响，这种现象普遍化后就会直接对中共的执政地位造成威胁。所以，习近平同志最近几个月的时间里多次讲到反腐败问题，我认为，这是从中共党情中国国情出发最具战略意义的执政表态，也是从国际政治现状出发对中国实现民族复兴伟大目标最具实际贡献意义的执政行为选择。
最近几年，中东北非等国家接连出现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其根本原因都在于政治腐败、在于家族掠夺国家。长期腐败往往与威权统治相伴而行，有威权才能有更大的寻租空间，利用威权统治谋利者通常又害怕舆论监督，所以就必须实行严格的媒体管制。在严厉的舆论管制和政治高压下，人民可能被迫容忍一段时间，但这样的社会情绪如火山压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在某个时间点爆发，这就是中东北非一些国家政治和社会动荡的简单逻辑过程。我们常说要“以史为镜”，动荡国家对中国来说也是一面镜子，我们如果想提高执政能力，改善执政状况的话，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这些动荡国家当成一面镜子，时常照照自己，看看有哪些相像之处有哪些差异之处，发奋改革，从领导人自身清廉从政、严格自律做起，提高党的威信和执政水平。
在世界上，也有实行威权政治而免于腐败的特例国家，那就是新加坡。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就是领导人在推行威权政治时严格自律，领导人家族能够远离丑闻，同时实行较高程度的经济自由化，对各级官员有极严厉的约束制度，这样就能始终赢得民心，使新加坡这个袖珍国家成为全球政治经济社会治理的典范。中国可以学新加坡，但中国由于地域广大，官僚体系庞杂，治理难度要大得多。特别是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体，在30多年的快速经济发展中正常的财富创造和利用权力巧取豪夺等各种活动掺杂搅和在一起，使得民众产生普遍的社会抱怨情绪，每年都存在的以万计数的群体事件就是值得注意的现象之一。现在，各级政府都有一笔不小的“维稳”项目支出，许多地方政府每年用于“围追堵截”来京上访告状人士就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所有这些现象都应当提起警惕，我们的确到了把解决腐败和财富分配不公提到重要议程的时候了。
1978年之前，在计划经济背景下，中国有严重的官僚主义却很少有腐败，1979年之后，我们的官僚主义倾向似乎稍稍缓解，但官员腐败现象却像瘟疫一样流行开来，出现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就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行之有效的系统化制度化的解决办法。从中国国情说，我们在相当长时期内都不会选择通过普选多党轮换执政党的政治体制，在现今一党执政体制下只能通过强化党内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公示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家族财产状况的办法来加大腐败惩治力度打造清明政治，18大新领导集体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的频频表态也使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政策动向。下一步，就看当局到底会采取哪些持续的行动举措了。
前不久，国家统计局首次公布了中国的基尼系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举动，说明我们的政府已开始直面社会财富分配不公问题。其实，对全国老百姓来说，他们对那些通过市场机制正当获取巨额财富的人毫无恶感，老百姓真正反感的积怨甚深的是那些权贵资本以及通过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民众利益而致富的社会蛀虫。所以，可以考虑通过反腐建立一个收入再分配机制，将对贪官和社会蛀虫严厉惩治没收的财富归集起来建立一个社会补偿基金，用这笔基金对特困人口进行补偿。中国每年都有大量的贪官外逃，中国可以通过立法建立贪官财产无限期追索制度，通过国际合作将那些业已出逃的贪官缉拿归案，追索其贪渎财产，不断地补充到这个特殊的社会补偿基金中，从中国腐败的严重程度说，这笔基金将来的数额会非常巨大，贪官们的财富是取之于国取之于民，通过反腐和法治，让这些财富重新回到人民手中是天经地义。
官员申报公示财产可能会出现普遍的瞒报情况，因此在制度上就要有相应的检查、验证以及造假惩罚设计，媒体管制也可做相应的放松，这样，民众就有了一个便捷的情绪宣泄出口和揭发检举平台，使公众舆论也成为反腐制度的有机构成内容。
总而言之，我们对中共18大新领导集体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前几天接到中国社科院几个部门下发的通知，说2月1日院里要搞春节团拜会，要求每个单位出一副春联用宣纸写裱好后上交办公厅，金融所的这个活儿每年由我干，我提笔写下如下一联：
“小心翼翼圆大国复兴梦
清风习习掀发展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