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2013年1月末，中国M2总量已达99.21万亿元，这意味着到2月末，中国M2总量将突破100万亿元。
怎样看中国货币存量遥遥领先、M2/GDP已居世界前列这一现象？
中国货币存量稳居世界第一这一状况，近年来出现过各式各样的解说，有吴敬琏等人的“央行货币超发论”，有李稻葵的“堰塞湖论”，张健华、王建的“中外指标不可比论”、奚君羊的“实体经济吸收论”等等。
每个人都有发言的自由，所以谈论中国货币存量世界第一这个话题最忌讳的是说别人外行自己内行这类的刺激性言语，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地想想以下问题：(1)中国的货币存量高到什么程度？(2)货币供给快速增长的原因有哪些？(3)货币存量过高会酿成严重通胀或金融危机吗？
第一个和第三个问题比较容易回答，从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至2012年年末，中国在GDP不足美国60％的情况下，广义货币M2存量已近美国的1.5倍，从M2/GDP的比值说，只有日本与中国接近，但远高于美、德、俄、巴、印五国，而CPI，中国与美德接近，却远远低于俄罗斯、巴西和印度。由此可见，货币存量及M2/GDP并不是一国通胀水平的决定性因素，这从日本的数据中会看得更清楚，日本的M2总量8.81万亿美元，M2/GDP比值已达1.57，2013年1月的CPI却为-0.1。所以，经济学界、金融学界关于M2存量过大能否引发通货膨胀甚至金融危机的担心似乎是一种杞忧。根据我的研究，中国只要粮食产量保持连续温和增长、只要菜价、猪肉价格不发生大幅波动、只要中央银行没有过度放松信贷和货币控制，中国的通胀就会始终在可控的范围内。
从数据看，2000年时，中国的M2余额只有13.2万亿元左右，到2008年M2余额还未达到50万亿元（47.5万亿元），为什么在2009年以后，M2存量会出现如此之快的窜升景象呢？这就需要分析中国的特殊货币供给机制。
中国的货币供给历来由两个外生因素起直接推动作用，一是银行信贷，二是强制结售汇制度下的央行外币购买行为。
现代金融学教科书从来都是用央行提供的基础货币然后通过乘数作用产生货币扩张来解释货币供给问题。但无论从历史的还是逻辑的角度考察，远在中央银行出现以前，货币供给的乘数创造过程就已经出现了，这其间起作用的自然是国家信用和商业银行的信用行为。在现代商品货币经济中，无数家商业银行的资产业务和负债业务甚至于近年来人们热衷于谈论的影子银行，它们都能借助于信用创造支付工具成为货币供给扩张的助推力量。一般地说，银行体系愈强大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比值愈高的经济体，信贷在货币供给方面的推动作用就愈强。通过信贷创造货币供给这是一般规律，货币供给一旦渗入到流通中，它的流通速度以及中央银行回笼的能力实际上是检验一国金融体系效率的重要标志。中国是金融体系效率低下的国家，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在哪里？我认为，这里有一个“不足与外人道也”的特殊国情，即货币循环中的“漏损率”太高，用老百姓能懂得的语言说就是货币存量中形成现金的比重过大。按照中央银行公布的数据，至2013年1月底，流通中的M0余额6.25万亿元人民币，占M2总量的比重约为6％，这在世界重要经济体中堪称奇观。正是这种间接融资主导金融体系下的现金“漏出”使得中国经济总是陷于一种流动性饥渴，只要经济产生提速现象就必须依赖边际信贷投入，中国的中央银行在最近一些年也就不得不把每年年初给各家银行制定新增信贷规模当成控制货币供给的有效手段。现金“漏损率”是货币供给中的内生变量，由各微观主体的持币行为决定，所以央行只能从能创造货币的信贷源头解决宏观调控问题，这就是中国国情。
除此之外，多年国际收支双顺差条件下的央行购汇行为也使得央行每年被迫近乎自动地向流通中注入基础货币，至2012年年底中国外汇储备已达3.31万亿美元,这意味着M2总量中有20万亿元左右的货币是由国际收支现状决定的。这也是货币供给的自动生成机制。巨额外汇储备产生了巨量的货币供给，为什么国内却未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呢？原因在于中国央行已在多年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对冲办法，具体说就是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票来控制金融体系的流动性。我们看一看央行资产负债表就知道了这一手段是如何奏效的。至2012年年底，央行负债已达29.45万亿元人民币，这实际上就是说央行将近30万亿元货币锁在抽屉里以避免流动性泛滥。
简单地说到这里，我们回过头来再分析坊间流行的“央行货币超发论”、“堰塞湖论”、“中外指标不可比论”以及奚君羊的“实体经济吸收论”。
按照一般逻辑，只要央行不为财政提供透支，“央行货币超发论”就站不住脚，每年由商业银行信贷扩张产生货币供给实际上都有产业和流通的实际货币需求相对应，在“有借有还”规律下，只要借出去的能还回来就属于正常循环范畴，因此没有确定需求标准的“超发”一说就很难成立；而“堰塞湖”悬于国人头顶一说则更近于危言耸听，“堰塞湖”通常是指因意外状况堵塞水流而形成的湖泊，将之用于形容中国的货币存量现状十分不贴切；张健华、王建“中外指标不可比论”试图用技术性因素否认中国货币存量相对过多似乎也不让人服气；而奚君羊的“实体经济吸收论”则忽略了各层次货币之间的转化关系，无视巨量M2可能在一定条件下产生流动性冲击则显得过于乐观。总而言之，尽管每一种观点都说出来一些道理又有一些待推敲之处，但中国货币存量已成为世界之最，中国的CPI又得到如此有效控制已是不争的事实，我认为，眼下当务之急是我们每个研究者应把主要关注点放在认真研究中国特殊国情下的货币供给机制和金融体系效率现状上，这样才能提供有价值的政策参考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