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2月，周小川任央行行长，至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再获央行行长连任命令，小川主政中国央行已超过十年，升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按一般道理，小川同志任部长职位已不受年龄限制，因此，在过去十年对中国金融改革已做出巨大推动的基础上，他有望做出更多贡献。
从中国的行政体制上说，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由一行三会负责，在一行三会中唯央行行长可算作内阁阁员，职责更重要。但多年来的政府体制决策分工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央行实际上不同于美联储，在货币决策方面它并不具备充分的独立性。在中国，国务院总理以及主管金融的副总理在金融改革决策方面有更大的权力，不过，在通常情况下，中国的行业专家主要在各个部委，因此，部委即中国人习惯所说的“条条”是真正出政策动议的地方，一项牵涉广泛的政策，通常要由相关部委进行所谓的“部际会签”，只有相关各个部委都签字同意了才有可能由国务院下令颁行。在这样的行政格局下，央行行长的决策主动性会更多地表现在他能够不断提出金融改革新思路、组织政策设计研究及对国务院领导和相关部委的说服和行动推动上。
我个人认为，分析中国金融改革推进问题有四个角度，一是由国务院决策的总体角度，如五大银行改制、各地建立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等措施的出台和推进；二是央行角度，即在货币政策和央行职权范围内的一些改革，如货币政策执行方式、利率市场化进程、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汇率机制改革等；三是由“三会”即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负责推进的微观行业改革；四是由地方政府和民间自发形成的一些改革举措。这四个角度牵涉到内容非常宽泛，限于篇幅，我们在这里只就央行过去十年中的金融改革行为谈一谈。
在过去的十年中，与央行改革推进贡献有关的金融改革亮点大致有如下几方面：
1.推动国有银行改革
早在任建行董事长时，小川就从建行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财务重组、引资、改制上市等系统改革设想，时任总理的朱镕基对方案大加赞许并表态说，这只能由下一届政府去完成了。2002年年底，小川任央行行长后立即着手推动几大国有银行的改革工作，并被国务院任命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国五大行的股份制改革帷幕自2003年正式拉开。十年后的今天，由于国有独资五大行成功进行改革的带动，中国商业银行体系已成为全球最健康的银行体系，除了国务院银监会等机构的贡献外，小川同志和中央银行的贡献度也绝对不可低估。
2.货币政策
小川主政央行十年，货币政策无论在决策和执行方式上都出现一些新变化。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央行配合中央决策及时将多年前一直强调的稳健货币政策改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使中国银行体系在较松动的政策背景下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在2010年当经济企稳之后，货币政策又适时退出恢复为稳健状态。在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央行还跟踪国际金融监管理论前沿动向，率先启动了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丰富了货币政策工具箱。在货币政策操作实践上，央行在货币供给控制、流动性对冲、货币政策调节方向转换和调节力度的时机把握上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操作技巧更加娴熟。
3.汇率改革
2005年7月，央行宣布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放弃单一盯住美元而改为参考一篮子货币的管理浮动汇率制。2008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人民币重新盯住美元。但从2010年6月起央行又宣布重新启动汇改，自2005年7月至今，无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还是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升值幅度均超过30%，人民币日均允许波动区间已从5‰变为10‰，可以预见，今后这一日波动允许区间还会进一步扩大。
4.人民币国际化
中国国力的迅速提升以及近十年来人民币币值单边上行走势，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正在沿着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国际储备货币的逻辑路径稳步前进。迄今为止，与中国央行签署货币互换协议的国家已近20个，人民币在中国周边地区、在新兴市场已被广泛认可和接受，中国的世界贸易大国地位的确立已使得人民币正成为跨境贸易结算的备选工具之一。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国内金融市场开放程度的扩大，人民币成为投资货币的前景已基本确定。
5.利率市场化
中国多年来一直实行利率管制，这是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重要障碍，中央银行一直在稳步地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2012年启动的将存款利率的上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1.1倍，将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下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0.8倍，就是利率市场化过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实际上，中国银行体系发行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理财产品以及影子银行活动已实际开启了中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由微观金融主体实际推动的这一利率市场化进程之所以势头很猛，实际上与中国央行的改革创新态度不无关系。
6.存款保险机制研究
早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前，央行就启动了中国存款保险机制的研究工作，小川同志曾任命苏宁副行长为课题组组长。该课题组已形成系统化中国保险机制设计方案，并进入部际协调程序同时上报国务院法制局，但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打断了这一正常的改革发展进程。尽管当时人民银行的设计方案在中国存款保险机构组织框架和功能定位上同中国银监会存在一定的认识分歧，但央行的积极工作态度和理论贡献却不容置疑。
7.推动民间资本进入信贷市场
国务院先后颁行了鼓励非公经济的“旧36条”和“新36条”，中国央行在金融领域推动了放开小额贷款公司的改革措施，到目前为止，全国小贷公司已超过6000家。
8.信贷资产证券化
2005年，央行正式决定将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作为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单位，分别进行信贷资产证券化和住房贷款证券化的试点。由于金融微观基础的原因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一试点给人以进展不利的印象，直至2012年9月7日国家开发银行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了2012年第一期开元信贷资产支持证券，金额为101.66亿元，算是重启了我国资产证券化进程。实际上中国银行业普遍存在中长期贷款比重偏高的问题，信贷资产证券化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只要央行支持，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范围，中国直接融资间接融资的效率都能得到大幅提升。
以上讲的是央行十年的改革主要成绩，那么，不足当然也应该实事求是地说几点。
回首过去十年，我们碰上的最大事件就是2007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但直到2008年10月，中国无论经济金融学界还是央行等金融部门，都没有一人向中央示警。雷曼公司倒闭、美国次贷危机突然演变为全球金融风暴之时，中央才匆忙出台颇有反应过度争议嫌疑的4万亿刺激计划。这一令人难忘的经历告诉我们，央行以及整个中国经济理论界都缺少足够的敏感性。实际上，在中国几十个部委中，央行是人员知识结构最高、最重视学习研究的部级单位之一，所以，此次迟钝表现着实令人遗憾。
在推进中国金融改革方面，央行积极推动小贷公司设立，但百密一疏的是：推进民间资本设立小贷公司是解决中国小微企业贷款难融资难的正确之道吗？一些低素质的民营资本家蜂拥进入这一领域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是实体经济金融服务得到明显改善还是普遍的高利贷乱象？这些问题只能在几年时间后经过大量的实际调研统计分析后才能给出确切的回答。
2003年之后，央行只保留了外汇、支付清算和反洗钱等几项剩余监管职能，相对于人民银行机构分布及人员力量来说，用人力过剩、精力过剩来形容可谓毫不夸张。所以，如果到各地走一走看一看就可听到一些当地注册存贷类金融机构的抱怨声，即人民银行整天检查贷款发放量、管贷款增加指标。我认为央行这些动作已有失偏嫌疑。即使是央行总行层面也不应在信贷增量和M2增量双重中介目标的政策理论借口下每年严管各商业银行的信贷额度。中国银监会有资本充足率、存贷比、拨备覆盖率等各种监管指标，商业银行贷款事宜让银监会管就是了。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理财产品、表外业务及中国金融体系的影子银行问题之所以如此突出，根子就是中央银行对贷款规模卡得过死。这一问题希望能得到进一步讨论找到一个妥善的解决办法。
最后，说到央行改革，其本身就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大区行制度的存废。我认为，15年来的历史业已证明，央行大区行制度基本失败。在现行制度下人民银行内部层级过多，机构及人员级别混乱，还不如回到历史上行之有效的省分行制度。
在中国金融改革总体方案的设计和行为推动上，我认为，央行近中期内应当以去行政化贷款规模管理、推进混业经营、存款保险机构设立和加快资本项目开放四项任务为工作重点。小川同志本人是出色的经济学家和享誉国际的中央银行家，中国央行有大量的一流专家，只要改革方向对头，动作恰当，肯定能在中国金融体系效率提升和稳定性维护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