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闭幕至今已半年有余，如果用统计指标说话对新领导集体的工作进行评价，我们看到的事实只能用“政热经冷”四个字来形容。在政治上，新领导集体举措连连，着重在执政党自身作风建设等方面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在经济建设成绩单上，用经济、金融、贸易、投资等具体指标衡量，却不尽如人意。今年4月份以来，普遍被当作景气标志的股市行情在中国已是尽显颓势；在一直喋喋不休地宣传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同时，金融资源配置失偏的现象愈演愈烈；在不断强调宏观调控的预见性前瞻性时，流动性最充裕的国家反却出现了银行系统“钱荒”，让外国观察家总结为自制“可控金融危机”来描绘这一尴尬局面；外贸出口从4月份的增长14.7％一下子降至5月份的1％，指标骤降的原因并不是国际市场需求发生了什么新变化而仅仅因为有关当局进行了统计打假；工业增加值到5月底仅增9.2％，工业用电量增长仅为4.6％；在美国制造业已明显复苏的同时，中国制造业却因产能过剩利润萎缩呈现明显的令人失望景象；金融、房地产这两个推动经济快速转动的轮子目前正以用市场力量对抗行政力量的扭曲形式配合运转，一方面房地产十年调控，被打压日甚一日,房价不降反升，另一方面，正式银行体系越管越严，影子银行体系却以理财产品、信托计划等各种非标准化资产的形式将货币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地方平台公司和房地产开发商手中。
上述种种现象很容易让人得出结论，即我们的经济金融工作没有搞好。那么，是中国经济金融的病情过于复杂还是施政者的处方或剂量不对？抑或是这两种情况兼而有之？现在，实在无法匆匆下结论。因为新一届政府执政迄今不过百日左右，通常情况下，样本的观察持续时间再长一些，我们才好作出公允评价。但问题在于，这个所谓“时间再长一些”的长度到底如何界定，如果长到5年、8年，一届、两届任期差不多都结束了，我们的评价就会变成纯粹的马后炮行为。因此，“治大国有如烹小鲜”，时时刻刻注意火候，善于发现苗头和倾向性的东西，将短期调节作为工作重中之重乃是题中应有之义。
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一个国家经济搞得好不好关键在政府的战略选择和政策调整能力，与领导者个人的学历、经历的关系似乎不大确定。例如，最近30多年里，美国总统中以里根学历为最低，据说他居然能冒出“美国的大气污染90％是由树木造成的”这样的蠢话；克林顿因拉链门事件给人留下了私德有亏的印象，但恰恰是这两人的总统任期中，美国经济趋势和状况史上最佳。举这个例子是为了学习历史上邹忌的“讽谏”形式提醒我们的领导，现在一些国外友好人士在宣传“克强经济学”，我们此前看到的是“安倍经济学”，再往前追溯，还有“里根经济学”“铁娘子经济学”等等已广为认可的说法。所有这些以总理总统名字命名的所谓“××经济学”都肇因于这些人在执政之初就奉行了一套与前任截然不同的政策。例如，安倍是用凯恩斯主义，里根用供给学派，铁娘子则奉行新自由主义哲学等等。反观“克强经济学”，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只是克强总理在辽宁任职时对用电量增长率、铁路货运量增长率和中长期贷款增长率等指标的重视以及在前不久国务院关于政府机构转变职能电视电话会议上关于简政放权让市场社会更好地发挥积极能动作用的精彩表态，当然，还有克强总理对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重要性的强调等等。还有哪些可称之为配套政策思想的东西？由于资料和执政刚刚百日有余的限制，我们实在是不得而知，所以说，尽管坊间关于“克强经济学”的说法已经很普遍，但我们现在还无法清晰描述“克强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轮廓。况且，我们对执政刚过百日的克强总理还不大了解，即除了他对前任一系列政策的看法到底如何、他有没有可能选择同上届政府政策趋势作出一定程度的偏离、偏离的方向和程度如何等问题之外，我们到现在甚至还不知道，这个已在坊间广为传播的词汇“克强经济学”的说法是否得到了克强总理本人的首肯？或者更进一步发问：克强总理已树立了打造“克强经济学”的雄心和进行系统性理论及政策准备了吗？
但无论怎么说，我们都相信，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习李搭配，习李十年肯定会给中国带来大变化。然后正如前面所说，讨论三五年之后的事情在这里不合时宜，讨论八到十年之后的事情，更是毫无意义。我们关切的总是短期问题。中国高层人事多年来都采取内定制度，因此，在十八大召开后，新一届政府首脑即已确定，而今年3月的两会只是进一步确定内阁阁员的人选而已，所以我们既可以用新政府执政百日来评论形势，也可以用“十八大开局”这样的字眼来分析局面变化，两种表述意思相同且后者更能引起人们的重视。
从全国大多数老百姓的直观感觉说，十八大新班子的经济开局的确有不尽如人意之嫌。因为对普通人来说，股市跌跌不休，资产缩水，截断了普通股民的财路；不断走高的房价使得许多购房者望而生畏；大学毕业生找工作难于上青天；实体经济中的小微企业处境堪比全球金融危机时期；最近，坐拥超一百万亿广义货币的中国银行业又出现了令人难以理解的“钱荒”。不过，所有这些都不甚重要，最令人不安的是：在经济金融发展的关键时刻，我们连有关当局稍具透明度的及时表态都看不到。
最近半年来的形势概括为政热经冷，如果这种说法切近实际，那么，我们心中的疑问是：经济还会继续冷下去吗？能冷到什么程度？这一段时间的冷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必须经历的阵痛还是由政策措施不力或失误造成的？我们新一届政治局的集体智慧有没有可能在经济金融方面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
答案需要实践证明，我们对十八大新领导集体充满信心，对“克强经济学”亦怀抱期待。但无论结果如何，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实事求是地进行恰当形势判断，厘清主要问题和次要问题，并试图寻找具有实际操作意义而非空洞口号式的建设性政策方案。
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当总统总理，核心经济政策议题总是就业和通胀的替代关系选择，在中国这样的混合经济基础国家考虑宏观经济管理决策问题则通常以效率和稳定关系为轴心。我个人的看法是，PPI连续15个月为负CPI不断走低说明中国已出现通缩趋势，工业增加值刚过9％证明实体经济疲态尽显，而外贸出口5月份仅增长1％，进口甚至下降0.3％，说明中央政府有必要就重振内需和将所谓“稳健货币政策”调整为“结构性宽松货币政策”作明确表态，而这个以治冷为着眼点的政策表态——即使内容暂付阙如——也能起到牵一发动全身挽狂澜与既倒的作用。
现在需要的是果决和担当精神，中国有效治冷不仅于国人有利，而且能惠及全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