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朋友给我发来有关契约精神的两个故事，十分耐人寻味——
一、一个小孩的故事
在美国纽约哈德逊河畔，离美国18届总统格兰特陵墓不到100米处，有一座孩子的坟墓。在墓旁的一块木牌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
1797年7月15日，一个年仅5岁的孩子不幸坠崖身亡，孩子的父母悲痛欲绝，便在落崖处给孩子修建了一座坟墓。
后因家道衰落，这位父亲不得不转让这片土地，他对新主人提出了一个特殊要求：把孩子坟墓作为土地的一部分永远保留。
新主人同意了这个条件，并把它写进了契约。100年过去后，这片土地辗转卖了许多家，但孩子的坟墓仍然留在那里。
1897年，这块土地被选为总统格兰特将军的陵园，而孩子的坟墓依然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成了格兰特陵墓的邻居。
又一个100年过去了，1997年7月，格兰特将军陵墓建成100周年时，当时的纽约市长来到这里，在缅怀格兰特将军的同时，重新修整了孩子的坟墓，并亲自撰写了孩子墓地的故事，让它世世代代流传下去。
二、一个老太太的故事
1935年的冬天，是美国经济最萧条的一段日子。这天，在纽约市一个穷人居住区内的法庭上，正在开庭审理着一个案子。
站在被告席上的是一个年近六旬的老太太。她衣衫破旧，满面愁容。愁苦中更多的是羞愧的神情。她因偷盗面包房里的面包被面包房的老板告上了法庭。
法官审问道：“被告，你确实偷了面包房的面包吗？”
老太太低着头，嗫嚅地回答：“是的，法官大人，我确实偷了。”
法官又问：“你偷面包的动机是什么，是因为饥饿吗？”
“是的。”老太太抬起头，两眼看着法官，说道：“我是饥饿，但我更需要面包来喂养我那三个失去父母的孙子，他们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饿死。他们还是一些小孩子呀！”
听了老太太的话，旁听席上响起叽叽喳喳的低声议论。
法官敲了一下木槌，严肃地说道：“肃静。下面宣布判决？”说着，法官把脸转向老太太，“被告，我必须秉公办事，执行法律。你有两种选择：处以10美元的罚金或者是10天的拘役？”
老太太一脸痛苦和悔过的表情，她面对法官，为难地说：“法官大人，我犯了法，愿意接受处罚。如果我有10美元，我就不会去偷面包。我愿意拘役10天，可我那三个小孙子谁来照顾呢？”
这时候，从旁听席上站起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他向老太太鞠了一躬，说道：“请你接受10美元的判决。”说着，他转身面向旁听席上的其他人，掏出10美元，摘下帽子放进去，说：“各位，我是现任纽约市市长拉瓜地亚，现在，请诸位每人交50美分的罚金，这是为我们的冷漠付费，以处罚我们生活在一个要老祖母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子的城市。”
法庭上，所有的人都惊讶了，都瞪大了眼睛望着市长拉瓜地亚。法庭上顿时静得地上掉根针都听得到。片刻，所有的旁听者都默默起立，每个人都认真地拿出了50美分，放到市长的帽子里，连法官也不例外。
以上两个故事，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中国，在中国全社会都存在物质丰裕、精神迷茫问题的现阶段，尤其引人深思。众所周知，契约是人类法制的源头，法治社会的基础是契约精神。
一个200多年前死去的孩子与一位一百多年前死去的美国总统安葬在同一个陵园，并在格兰特将军逝去100周年的纪念活动时，小孩的坟墓重新得到修缮，并由纽约市长亲自撰写了孩子墓地的故事，这在中国人眼中几乎是天方夜谭，但正是中国人与美国人这种对孩子墓地的理解差异构成了中美两国在法治文明程度上的巨大差距，显然，我们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在一个法治社会中，守法就是遵守公民的社会契约，而各个民事主体一旦与其他主体订立了契约就必须坚持一条原则：承诺了，就一定要做到。正是这种契约精神，孕育了西方人的诚信观念。他们认为，人与人之间与生俱来的天分和财富是不平等的，但可以用道德和法律上的平等来取而代之，从而让在最初状态不平等的个人在社会规范和法律权利上拥有完全的平等。在中国古代，诚信守约的故事不胜枚举，但从什么时候开始，六亲不认、朝令夕改、打倒一切、乱砸一气的风气象瘟疫一样在全社会流行蔓延开来？我想了一下，印象中好像是从文化大革命中开始。在那个动乱的时期，极左路线大行其道，连共产党的组织机构和政府都被搞乱了，传统被践踏，正常生活秩序遭到破坏，人与人之间充斥着敌意、怀疑，更不要提什么契约精神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创造了东方经济神话，但是，中国全社会却处于信仰动摇、诚信缺失的精神散乱状态之中。造假泛滥、不重然诺已成为中国第一社会痼疾。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开启的发展中国新征程中，我认为，其起点应该就是倡导契约精神。
第二个故事中，一位老妇人因为偷面包被罚款，与外人何干？但拉瓜地亚说得明白——为我们的冷漠付费。他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并非孤立无关，人来到这个世间作为社会动物是订有契约的：物质利益的往来，有法律的契约；行为生活的交往，有精神的契约。精神的契约就是道德契约。在那个寒冷的1935年冬天，纽约市长拉瓜地亚对一个偷面包老太太的态度足以令无数的中国地方官员汗颜。中国的地方官员中曾涌现过焦裕禄式的好干部，但也不知是从什么年代开始，他们中的很多人已开始成群结队地向虎蝇之流衍化。近年来出事儿的官员中，我与其中的若干位有过接触，或是吃饭或是一起开会，回想起来，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势利且嚣张，从他们在位时对一个普通学者和上级官员的态度差异就不难想见如果让这些人去面对一个偷面包的老太太时，他们还能表现一丁点儿善行吗？中国的地方官员中试图刻意展示善行的人也不在少数，一般都是在摄像机前，老百姓也都看的清清楚楚，其表演的功力和火候甚至超过电影明星。但一个官员如果家族贪腐，那么他个人无论进行怎样上乘的善行勤政表演，都会让人觉得虚假。所以，各级官员，包括社会各阶层人士，都应恪守一种精神的契约。
在开启依法治国时代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以德治国的儒家传统，让法律的契约和精神的契约共同在人们的行为规范中发挥作用，中国人的文明程度就会大幅提升，一个和谐、诚信、友爱的社会氛围就会悄然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