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思维与经济学者的价值(王跃生;2月10日)
文章作者:王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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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其他学科的学者相比,经济学者的观点似乎更容易受到指责。这除了经济学者的“效率优先”、“财富第一”主张和“去价值判断”倾向容易受到怀疑和非议,大概还源于思考问题方式的差异。按照近代西方的学科分类,古代中国本土的社会科学是不很完整的。但无论如何,中国有自己的道德哲学、认识论,有自己的政治学、法学(司法实践)。中国学术中惟独缺乏经济学,仅有的一些经济思想也是零散的、非系统的。这一方面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经济思维和商业传统,另一方面也使近代中国人只能接受缺乏本土根基、来自西方的经济学说。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中国社会科学中,最西化或最国际化的就是经济学。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经济思维,而经济学者又大多欠缺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中国思想的训练,缺乏对中国社会的深入了解。这就是问题所在。
拿现代主流西方经济学来说,其现实经济基础是西方国家成熟的市场经济。在那里,大规模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建设业已完成,经济学者们不太关注发展与建设中的社会选择和价值关怀,而更在乎细节的雕琢和边际调整式的效率改进,其思维方法倾向于绝对理性、单向思维、追求精确、最大化逻辑,排斥复杂思维、多向思维、模糊思维。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中,经济学者所提出的建议和方案更多的是从这样的经济学原理出发的,可以很理性、很严谨,但常常脱离中国社会的现实。譬如对市场功能的认识。经济学者对市场的信赖远远大于对市场的批评,每当经济发展中出现什么问题,经济学者的思维是由市场来解决。但经济学者头脑中的市场是来自书本的理想化市场,它虽有不足,也仅限于外部性、垄断、信息不完全。而社会大众并不了解这种理想化的市场,他们只见识过扭曲的市场、混乱的市场。
诚然,任何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有自己特有的分析工具和逻辑基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经济学比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更加前提清晰、逻辑严谨、思路一贯、推论严格,数学化使其更接近于一般意义上的科学定义。但是,经济学毕竟是社会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现象,因而离不开活生生的人,离不开由人构成的组织、集团和政府,离不开人类行为。因此,任何经济学定理和模型都只是相对的,在特定条件和严格限制下才能成立。特别是在研究经济转轨和制度变迁这一类问题时,在提出涉及具体经济活动的政策建议而不是抽象研究时,在调整和处理利益关系时,更不能一切从模型和定理出发,不能以假设中的理想市场为依据,而必须考虑到原理的基础和适用条件。
由此看来,缺乏对经济学原理约束条件的认识,缺乏对原理实施的社会条件的把握,以经济学者的价值代替社会价值,是一些经济学者备受争议的重要原因。譬如,现在受到广泛关注的有关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都说0.4是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超过这一界限就会如何如何。但是,为什么是0.4而不是0.3或0.5,大多数经济学者人云亦云。其实,这是西方经济学者根据他们的经济社会发展经验统计和总结出来的,在中国很可能更高或更低。不同社会所能接受和承受的贫富差距程度肯定是不同的,甚至是差异极大的。不久前一位来自荷兰的世界银行专家就一再强调,欧洲与美国对待贫富差距问题的标准并不完全相同。经济学者提出建议时不能忽视这一警戒线,但也不能满足于到处宣传这一警戒线,而是应该准确计算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什么程度,这一点目前未必做到了;更应该研究中国社会可承受的贫富差距程度究竟如何,这一点就远没有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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