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零坐标点
2010年以GDP为基础考核增长能力的体系不会发生较大变化,预计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36万亿人民币左右,GDP增长仍将保持8%以上,这将成为各地制定区域经济战略的基准点,维持这个增长速度,意味着第一产业增加值仍将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10%以上,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仍将维持在50%左右,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仍将在40%左右。
这个体系是有别于发达国家以消费为主的经济结构和总量增长水平的,中国GDP的增长主要依靠投资而非消费,倘若以中国GDP的消费份额增长水平横向比对发达国家的相关增长能力,我测算,中国经济增长的零坐标点应该选择为7%。倘若2010年GDP增长低于8%,也就相当于中国经济接近负增长,届时失业等危机会纷至沓来;倘若2010年中国GDP增长保持8%以上,我预计2010年末,全国就业人员近80000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将超过30000万人,就业人口将新增1000万人。也就是说,保增长、保就业和保稳定是中国经济的底线。
正确认识中国2010年的信贷规模
为了实现2010年的保八之战,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基本不会变化,而且将更加突出财政政策的实施重点,这也意味着,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力争将2010年信贷规模压缩至6万亿-7万亿元的信贷压缩计划难以实现,我预计,2010年的信贷规模仍将维持在8万亿元,甚至超过9万亿元,2010年的保八之战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就是信贷规模的扩张之战。
从现在纸币体系实践而言,我认为,经济增长更多是货币现象,新兴国家必须正确评价增长的货币机理和货币反映。现代纸币体系已成为非国家化的、超真实的生产力,运转纸币本位制可以彻底颠覆、修正和革新当代国家的基本能力。它构造了现代国家的内爆力量,也可以加速实现要素市场、产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商品化和体系化,实现当期收益和预期收益的转化。
当代中国经济体制的结构性战略缺陷之一就是要素市场、产品市场和金融市场半流通的不完整的商品化,特别是存在着大规模非信用化、非货币化机制运转的经济空间,这个体系商品化的过程,就是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因此,从纸币体系的运转来看,因应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商品化、货币化进程,处于改革进程期的国家,增长速度就高,而且市场的商品化、货币化快速进程表现为爆发性经济增长,这个经济增长是生产性经济与纸币体系的互动运转。相反,处于发展成熟期的国家,已经进入完整的商品化运转阶段,增长就会缓慢,因此,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就会慢些,这是市场经济国别发展政策所致。就这个意义而言,所谓的中国高增长有一定的童话内涵。
1986年,中国城镇房屋拥有20亿平方米,当时最高估值8000亿元人民币,然而到今天至少价值近10万亿元人民币。为此,我们必须正确评价中国的增长速度,这个增长更多是来自要素市场、产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商品化和体系化,它既是中国生产力的提高,也是中国资源商品化的结果。所以,中国需要大体量的增长,需要长期的增长,中国之所以较日本等国家可以释放更加强大的增长周期和增长能力,是因为中国具有世界上最丰富的要素市场、产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战略储备。
据此,正因为过量信贷不投放不行,投放太多了,又会引致通货膨胀、资产价格上涨等问题,于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战略就是以推进城镇化致力扩大内需,寻求中国经济发展的转变方式,也就是说,以农村经济、包括村镇房屋的开发吸纳中国的流动性,这应该是正确的方法。为此会议强调:“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要把重点放在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上,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提高城市规划水平,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市管理,全方位提高城镇化发展水平。”这实际上等于强调中国内需社会构建的路线图。
正确认识中国经济调结构和保增长的关系
农民资产变为资本的重要意义中国与美国、日本、欧洲诸国货币与要素市场商品化之不同在于,中国还不是一个国内生产要素实现了完整商品化运转的国家,中国的主要生产要素与资产价格,还具有不完整商品化运行的品格。因此,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并不是内地整个要素市场的价值反映,构成中国目前资产价格大幅上涨的主要因素,就是要素市场的半边流通性质。非商品化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和价格体现,是逆转中国经济增长力量的关键。
中国目前的货币投放量度是已流通的主要资产体系的价格反应,并非代表中国整个完整的商品价格体系,其中包括大量的农村土地等的生产要素应予流通而没有流通,据此中国就具有重组整个经济体量的特殊能力。
也正是基于此,中国应该有效地平衡货币供应量和要素市场完整商品化的关系。倘若现在开始,先期选择200个城市郊区进行农村建设用地和村镇房屋商品化流转试点,将使超过5000万亩的农村建设用地得以流转,将使超过50亿平方米的村镇房屋可以上市交易。它们至少可以吸收现有中国50多万亿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的30﹪的流动性,届时中国还需要大力提高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的增速,如果能够整体推进其扩展经济体系,其能力将更加强大。中国一天不解决农村市场的消费经济的扩张,中国的内需经济体系就无法良性运转。中国要发展内需经济,就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中国村镇建设的资本积累问题中国农地和农房的商品化必须与大规模的城市化拓展结合起来,农民住宅商品化是中国村镇城市化的资本保障,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又将为农民住宅商品化走向更高级的集合性社区建设提供了重大机遇。欧美主流社会学家早已呼吁,全球化、新兴的通讯技术、快速铁路和公路将使我们所熟悉的城市形式走向解体。美国更有社会学界反复强调十九世纪是“大城市时代”;二十世纪后半叶是“大郊区时代”。
目前内地计有660多个城市,其中直辖市4个、地级市280多个、县级市370多个,800多个市辖区。城镇郊区和城乡结合部的农业人口接近全部农村人口的一半,这个区域的农民住宅大约有100亿平方米,本着节能、节材等节约资源的重建原则,这个地带的宅基地至少可以改、增建300亿平方米以上的新建住房,这是以存量地权资源解决城市需要的不可多得的拿手本钱,具有承载城市和农村移民迁移的巨大生存体量,应走世界先进的不动产业发展模式。
这个改革将直接推动城市资本与村镇建设的整体互动,其现实意义就是一举解决中国村镇建设的资本积累问题,解决中国城市化的运转模式问题,这种以市带村的资本流运转,是中国现代化最理想的扩张。
构建大郊区时代是中国现代社会都市化、村镇化两元体制协同反应的历史转型;是构建新型中国消费社会的最经济的新型生存空间和发展模式;也是中国社会的历史稳定器,它必将包容海纳整个中国社会不同资本、不同利益阶层的创富要求和生活开拓。为此“大郊区时代”将为农民创造中国现代化的最重要的转变机会,农民应该成为集团性的投资者,并享有从村镇到社区的创富机会,其中发达地区的农民应该探索村集体分解为村镇行政和村镇股份公司的重大试验,以期将农民的成员权从政商合一的村集中解放出来,更加彰显其利益。
为此,优先解禁城市郊区的100亿(平方米)农宅的农村建设用地入市,就成为扭转不公平的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历史枢纽,为此,不但应该加速立法解禁有条件地区的城镇消费者直接购买农宅的简单交易方式,而且更应该支持城镇消费者个别或集体的与拥有农村建设用地,包括宅基地的农户、农民联合体进行房屋的联合新建、翻建、扩建等更高级形态的合作,以期使农村建设用地,包括宅基地得到更大限度、更高层次的资源利用。
这个改革的实质,就是以中国农民拥有的土地物权,解决中国农村的社会保障、居住保障、土地财富利益分配问题,分区域有期效地实现农村市场经济的转型。
打通农村不动产体系的融资渠道的战略前景目前,全国过百亿平方米的村镇房屋、配组上近4亿亩的集体建设用地,以及18.27亿亩的耕地、1.77亿亩的园地、35.42亿亩的林地和39.29亿亩牧草地,其价值至少超过百万亿以上人民币的市值,通过抵押、担保等路径打通这个不动产体系的融资渠道,至少会有五六万亿人民币的信贷需求,倘若直接进入消费品市场,理论上会每年增加近十万亿元规模的内需能力。它将极大地促进粮油、肉禽蛋、服装、汽车、日用品、文化办公用品、通讯器材、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建筑及装潢材料、家具、金银珠宝的社会直接消费。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使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增加1万亿人民币以上,这个内需体系的打开,将保证中国经济进入中国历史上最巅峰的水平。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以城镇化为推进内容的战略,是积极的探索,也有重大缺陷需要完善,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的重要教训就是仍然采用传统方式复建。这就要求在推进城镇化的保增长过程中,应同时推进绿色技术和绿色产品的应用。为此,我认为与上述改革相应对,保增长与调结构是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