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情况
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循环关系,一方面,持续的经济增长为居民收入增长奠定了物质基础,经济增长成果中的一部分以劳动者报酬的方式转化为居民收入;另一方面,居民收入增长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居民收入最终通过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促进发展。
36年来,党中央、国务院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效率和公平兼顾,确保了城乡居民收入和财富的快速增长。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5元,比1978年增长71倍,年均增长13.4%,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7.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917元,增长58倍,年均增长12.8%,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7.5%。城乡居民拥有的财富显著增加。2012年末,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39.96万亿元,比1978年末增长1896倍,年均增长24.9%。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规模不断扩大。城镇居民拥有的财产性收入从无到有,2012年占人均全部年收入比重上升到2.6%。
1.城乡居民收入继续增加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3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896元,比上年增长12.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3%;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中位数为7907元,增长12.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955元,比上年增长9.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24200元,增长10.1%。根据从2012年四季度起实施的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311元,比上年增长10.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1%。
2.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与GDP增长基本同步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9.7%,GDP名义增长9.5%(GDP平减指数是101.7%),考虑人口因素人均GDP名义增长9.0%。从实际增速看,2013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92%。,GDP实际增长7.7%,按人口平均人均GDP实际增长7.1%,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基本同步。从比重看,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为64.3%,比2012年提高0.45个百分点。
从城乡统一看,将城乡居民收入进行加权汇总计算,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9.3%,以城镇化率53.73%为权重,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8.1%,超过了GDP7.7%的增速。从增长弹性看,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7.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0%,城镇居民收入弹性为0.91,高于1979-2012年期间的平均弹性0.76(即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应增长0.76%)。
3.多项措施促进居民增收减负担
2013年,我国经济运行环境十分错综复杂,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依旧脆弱,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普遍下滑,国内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突出,产能过剩问题严重,经济下行压力一度加大,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尤其是小微企业效益普遍下滑。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高度重视民生改善,从稳定增长、扩大就业、完善社保等多方面保障和增加居民收入。
一方面,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重点抓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和化解产能过程中出现的下岗再就业工作,就业人数稳定增加。2013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310万人,比上年多增44万人。另一方面,采取多项措施缓解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经营困难局面,营改增的行业地区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对小微企业中月销售额不超过2万元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和营业税纳税人,暂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惠及600万户小微企业。全年全国共有27个地区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平均调整幅度超过10%。
同时,重视解决居民的后顾之忧,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险覆盖面不断扩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积极推进。在一系列政策措施的作用下,我国经济运行企稳回升,就业形势稳定向好,企业利润增长有所回升,为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奠定了基础。
4.收入结构有所变化
2013年在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中,工资性收入比上年名义增长9.2%,经营净收入增长9.8%,财产性收入增长14.6%,转移性收入增长10.1%。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24200元,比上年名义增长10.1%。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比上年名义增长16.8%,家庭经营纯收入增长7.4%,财产性收入增长17.7%,转移性收入增长14.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中位数7907元,比上年名义增长12.7%。
5.收入差距有所缩小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为比例数值,在0和1之间。按照国际一般标准,0.4以上的基尼系数表示收入差距较大,当基尼系数达到0.6以上时则表示收入差距很大。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3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73,比2012年基尼系数0.474略有下降。2013年按城镇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1434元,中等偏下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8483元,中等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24518元,中等偏上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32415元,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56389元。按农村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低收入组人均纯收入2583 元,中等偏下收入组人均纯收入5516 元,中等收入组人均纯收入7942 元,中等偏上收入组人均纯收入11373 元,高收入组人均纯收入21273 元。
收入分配问题的负效应不容低估
造成我国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不匹配的原因是复杂的,涉及面广、影响因素多,既有经济发展因素,也有体制、机制和政策因素。既有历史的客观原因,也有收入分配政策的不合理因素。如果两者长期增长不同步,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良影响:从有关统计调查资料分析,当前收入分配问题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以下几方面:
一是初次分配体制机制尚未理顺。
我国初次分配中的市场定价机制发育尚不健全,要素收益未被合理分享与分配。比如,相对于资本,劳动、技术、管理等处于讨价还价的弱势;相对于体制内,体制外资金的借贷成本更高;相对于非国有经济,国有经济特别是在土地、石油、矿产等资源类公共品行业剩余收益的分配缺乏充分依据。凡此种种,造成“要素定价机制”尚未理顺,收入在劳资之间、资金借贷的体制内外以及不同所有制企业与行业之间的悬殊较大。
收入分配问题的长期存在,不利于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我国经济不能长期依靠投资拉动增长。如果居民收入上不去,消费跟不上,社会再生产就不能顺利进行。投资增长会造成新的供给,而新的供给要靠新的消费消化掉。如果没有消费提供支撑,投资就可能在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带来产能闲置甚至过剩、产品积压、效益下降,最终容易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
由于消费与投资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投资率提高,消费率必然走低。收入水平低、消费率偏低不利于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容易造成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供求失衡,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二是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影响社会和谐。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来源日趋多元化,除了劳动收入还有货币收入和财产性收入;除了体制外收入还有体制内收入;除了规范性收入也有不规范收入。所有这些多元化的收入来源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但同时也加大了对收入来源和收入水平监测的难度。目前在一些公共部门,如机关事业单位、医院和学校等,普遍存在着收入激励的扭曲现象,使得“官民关系”、“医患关系”、“教学关系”等处于紧张和不信任状态,有损社会和谐。
三是收入偏低容易形成消费断层与结构失衡,使潜在大市场难以持续扩张。
自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呈阶梯状态,富裕层与贫困层的差距呈扩大趋势,直接导致了消费断层的产生,给企业产业结构的逐步升级与产品结构的有序替代造成了困难,导致市场结构失衡。
收入的分化又进一步导致了居民购买力和实际消费水平的不断分化。因收入和财富占有状况的巨大差异,富有阶层和贫困阶层之间实际生活状况的反差极为强烈。一些人生活富足奢华甚至奢侈糜烂;而另一些人则无力维持温饱。这种分化使得我国巨大的潜在市场在较长的时期内难以充分释放。少数人手中掌握的大量的金融资产,除了部分投资实体经济外,很大一部分进入虚拟经济领域,利用各种投机手段获取资本收益。房价高涨,给部分资金富余的炒房者带来巨额收益的同时,也给广大中低收入者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房地产业成为社会财富再分配的强劲推手。劳动收益和资本收益的巨大差距使社会财富分化现象更加突出。
总之,收入水平偏低不利于释放居民潜在购买力;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对总体经济有不良影响;收入差距会影响消费的扩张,加剧城乡经济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甚至影响社会稳定,制约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四是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抑制居民正常消费。
收入水平不高导致消费率偏低,而消费率低表明经济总量用于消费的部分相对少。这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不利于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此外,收入差距过大还会影响影响社会稳定。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导致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并由此引起总消费不足。居民的消费与收入水平密切相关,随着收入的增加,通常消费率出现下降。
由于居民收入差距较大,一方面高收入者投资倾向加大,消费倾向不足,另一方面中低收入者由于支付能力不足,消费水平难以提高。从各层次居民的消费结构看,低收入家庭以生存型消费为主,受收入来源的限制,低收入家庭有需求的消费远远得不到满足。即使在中等收入家庭中,消费水平也没有达到平均值,而高收入家庭在满足家庭各种消费需求后,还有更多的资金用于投资。
未来增收因素仍然较多
今后一个时期,随着国家更加重视居民收入的提高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城乡居民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匹配性将会进一步提高,居民将会更好地分享国家发展改革的成果。但宏观经济环境对城乡居民增收也会形成一定制约,主要表现为:
1.国家政策对增收形成有力支撑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城乡分离的社会制度被城乡融合和一体化所取代,农民在就业、上学、社会保障等环境不断改善,农民得到的工资性收入、社会保障方面的转移性收入以及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将为农民带来的财产性收入增长幅度将高于城镇居民。
2.城乡融合加快将增加农民收入
城乡二元结构是我国城乡差距愈拉愈大的最主要原因。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制度不但使城乡生产要素交换不平等,而且单向地把农村生产要素抽向城市:农村大量资金通过金融网点输向城市,农村大量土地被低价征收用于工业与城镇建设,而给予农民的补偿却极低。长期以来巨大的城乡公共品服务差距更是加剧了农村人力、物力、财力大量单向地流入到城镇,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显著地落后于城镇,农民生产经营效率自然低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就越拉越大。
3.大幅增收仍受制于宏观经济环境
目前全球经济发展前景不乐观,国内宏观环境复杂严峻,不确定、不稳定、不可持续性因素较多。如有效需求不足、企业经营困难、金融机构贷款增速放慢等,经济运行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展望2014年,宏观的大背景依旧是经济降速与转型相结合,由于存在庞大的过剩产能,传统制造业盈利增长依旧艰难。在此背景下同,城乡居民就业、农村劳动力转移、城乡中小微企业以及城乡居民家庭经营都将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政府保障城乡居民工资水平提高以及保障城乡居民各项民生工程项目的转移性支出标准提高的难度加大。城乡居民提高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难度增加。
努力使收入增长机制常态化
1.通过“提低、扩中、调高”联动效应,有针对性提升不同阶层居民的收入水平
要加快城乡统筹发展进程,消除城乡二元发展结构,减少农业人口和低收入者;同时,强化政府的收入再分配调节职能,进一步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整顿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以加大财政补贴着力提升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以提薪增资扩大中等收入人群比重,以投资创业优惠政策鼓励高收入人群创收并回馈社会,逐步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收入分配格局。
一是要参照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形成良性的、规范的、常态化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薪资年度增长机制,是推进公务员制度和事业单位改革的核心环节和当务之急,对稳定公务员队伍,提高国家治理效率,为社会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都有重要意义。
二是要可以通过运用财政、金融手段,将资本所得合理地控制在一个适当水平,通过开征遗产税、不动产税等手段,限制资本所有者的收入,同时通过提高小时工资、最低收入保障等措施提高劳动者收入,通过“一限一提”来改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三是统筹协调推进,完善收入分配辅助制度。要加快城市化进程,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同时,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使农村有足够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文化事业。政府要增加对三农投入总量,调整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把相当一部分资金真正投向农村,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留在农村的农民享受到相对公平、相对比较好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使农民增收有生产经营环境、资金和物质保障。
2.发展中小微企业,增加就业岗位
中小微企业的发展,不仅能够增加就业人员的工资性收入,更能够增加经营者的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是吸纳城乡劳动力的主渠道。政府要千方百计地发展经济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增加城乡居民的收入。应放宽民间资本投资的领域,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简化注册、登记、审批手续,落实财税支持、融资服务、土地使用、水电保障等政策,鼓励农民自主创业,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要鼓励和支持城乡居民参与到农产品加工业、资源开发加工业、中介服务业以及农村社区商贸服务业。
3.拓宽投资渠道,提高居民投资理财水平
一是要积极创造外部条件,激发居民创业热情,拓宽群众财富增长渠道。在硬件上,要创造畅通的物流、信息、能源、交通条件,方便群众创业;在软件上,充分利用税收等经济杠杆,鼓励更多人投入创业之中。积极创新金融管理体系,开发适宜普通群众的投资品种,为居民财富增长提供多元化途径;二是政府相关部门和金融机构应要加强对城乡居民金融理财知识的宣传和培训,培养居民理财意识。理财培训应优先在农民工、村干部、种养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骨干和其他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农民群体中开展,充分发挥他们的引领和带动作用。面向城乡居民的专业理财顾问,深入城市社区、农村开展金融投资知识宣传,引导居民科学理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