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经济改革和经济政策的着力点,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经济主体在微观层面的行为,并作用到经济指标在宏观层面的变化上,宏观调控政策也因此要对这些变化做出适应性的反应。例如,去产能、去杠杆将造成总需求的萎缩,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及要素市场改革将带来总供给的扩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总需求下降和总供给上升意味着物价水平的走低,持续的物价走低可能造成通货紧缩,货币政策必须对此做出适应性的调整。
日前,人民银行下调了0.5个百分点的存款准备金率。央行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全面降准的目的是“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笔者认为,这种做法是完全正确的,不过力度还应该更大一些。不过,对于货币政策是否应该进一步宽松,一直以来都有不同意见。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下行主要是结构性和体制性原因造成的,需要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以解决,靠货币政策等总需求管理政策进行刺激没有用,反而有可能造成资产价格泡沫。
确实,中国经济目前的问题主要是结构性和体制性的,是改革开放长时期停滞不前造成的各种矛盾不断积累的结果,解决的唯一途径就是坚定不移地推进各项改革。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对经济周期性的下行压力视而不见。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世界经济复苏始终脆弱而不稳定,各主要经济体增长乏力,全球贸易陷入负增长,大宗商品价格暴跌,美元加息带来的金融市场动荡,都给中国经济运行带来负面影响。中国GDP增速从过去的两位数下降到目前不到7%且仍未企稳,PPI连续47个月负增长,2015年CPI全年增幅为1.4%,远低于年初设定的3%的目标,考虑到GDP平减指数为负,中国实际上已经陷入通缩。
通货紧缩对经济的损害非常大。物价持续走低会使得企业推迟生产,居民会推迟消费,导致经济活动萎缩。而且,通货紧缩会导致实际利率上升,抬高借贷成本,债务实际余额的上升也不利于整体经济的去杠杆化。由于现代央行诞生以来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应对通胀,因此对通货紧缩的风险认识不足。货币学派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其鸿篇巨著《美国货币史》一书中证明,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与美联储当时过紧的货币政策有很大关系。幸好,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美联储的掌舵人伯南克吸取了大萧条和日本20世纪90年代通货紧缩的教训,果断地采取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避免美国经济再度陷入深渊。
因此,理论和实践都表明,货币政策是一个有效的反周期政策工具。面对过热的经济和不断上升的通胀预期,人民银行在2010年11月之后的一年里先后四次加息、六次提升存款准备金率,使得CPI在15个月中就从6.5%下降到1.7%,效果十分显著。如果说 “通货膨胀处处是一个货币现象”,那么“通货紧缩也处处是一个货币现象”。面对通缩风险,央行理应采取足够宽松的货币政策。
至于说货币政策要不要对资产价格泡沫负责,这确实是一个从理论和政策上都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但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是价格稳定,资产价格泡沫完全可以通过财税、监管等其他政策工具来应对。经济学中的“丁伯根法则”指出,应运用至少N种独立的工具进行配合来实现N个独立的政策目标,如果让货币政策承担太多的政策目标,最后很可能哪一个都实现不了。
反对宽松货币政策的另一个原因是担心人民币汇率贬值以及资本外流。根据蒙代尔“不可能三角”理论,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个选项。弗里德曼猜测,美联储之所以在大萧条期间没有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部分原因是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维护外部稳定优先于维护内部稳定。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应优先于汇率稳定。考虑到中国目前并没有实现资本项目的完全开放,在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同时,对资本管制和汇率水平做出灵活调整是有一定操作空间的。比如说,可以对短期跨境流动资本开征托宾税等。
即使宽松货币政策导致汇率贬值,但如果人民币计价的各类资产出现升值,且升值幅度大于汇率贬值幅度,也不一定会导致资本的净外流。关键是宽松的力度要足够大,态度要足够坚决,才能扭转经济下行和人民币资产贬值的预期。建议一次性大幅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基准利率,同时利用好今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及中国主办G20峰会的契机,加强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宏观政策协调,说服各国同步实施货币宽松政策,美国推迟加息。
总之,供给侧改革解决长期的结构性问题,货币政策解决短期的周期性问题。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们在改革上无所作为,一味地靠总需求管理政策刺激经济,这样的错误我们不能再犯了。但我们也要避免另一种错误,即用结构性政策工具去解决周期性问题,如为了稳增长,我们不去动货币政策,却削弱去产能、去杠杆的力度,不但延误了改革,也无法改善经济增长的长期预期,最终稳定汇率的目标可能也实现不了。正确的政策组合应该是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在解决好周期性问题的同时,为供给侧改革创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换句话说,货币政策要适应供给侧改革,反之则谬。 (作者单位: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载《中国经济时报》2016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