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稳中有进,但近些年来,“脱实向虚”、“资金空转”等乱象使得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相形见绌,金融等虚拟经济相对于实体经济抑或出现了过度发展,带来资源的次优配置,并有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给实体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使得金融安全隐患升级到国家层面。在完成防控金融风险和深化金融改革任务的同时,金融发展更应该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服务实体经济的天然使命。
金融发展指标表现各异
首先,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增长迅速。我国该指标从1994年的4%-5%,逐年快速上升至2007年的5.6%、2012年的6.5%,直到2016年的8.4%,已经超过美国的同期数据。美国同期指标分别是1994年6.4%、2007年7.2%、2012年7.1%、2016年7.3%。近20年来,美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一直稳定在7%上下,最高的是2008年金融海啸之前的7.6%-7.7%。若简单以此指标度量,我国金融发展水平超过了美国金融危机时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敲响了金融风险预警的钟声。
然而,我国国家金融总资产占GDP比重并不高。从2007年的468%,逐年上升至2013年的597%。2006年以来,发达经济体如美国、日本、英国和加拿大等国家的比值一般均在10倍以上。从国际对比来看,我国与这些金融服务业发达国家相距甚远,仅依此指标,我国金融行业总量似乎并未得到充分发展。
指标背后的理论逻辑
从上述指标的直观对比分析来看,不同数据得到的结论不同,但这并不能得到我国金融行业是否过度发展的指向性结果。首先,这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和金融结构模式决定的。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的最大特点是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高投资比率,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大。当前阶段,中国金融结构模式的最大特点是间接融资占据主体位置,近些年社会融资规模中,直接融资占比一直保持在30%上下,而间接融资则占据60%以上的份额,早些年份甚至高达90%以上。2002年以来,与美国金融部门各种金融资产所占比重相较,我国银行信贷是其200%以上,但债券不及其33%。2006年之前中国上市公司总市值对比美国不足5%,2007年之后约占15%-30%。2007年之后上市公司总市值占各国GDP比重的指标对比上,中国在40%-75%的区间,美国则基本都在100%以上。这样横向对比或预示着我国以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为代表的直接融资市场发展空间广阔,这就要在防控金融风险的前提下优化融资结构,以引导金融业发展同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促进融资便利化以降低实体经济成本。
金融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天职
经济增长过分依赖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市场,这常会导致债务堆积,长此以往,实体经济效益的持续下滑必然会出现产能过剩、资本收益率降低和收入分配不合理等问题,这意味着经济效率的下降,经济高速增长因“不可承受之重”而难以持续。经济增长方式和金融结构决定了我国有债务累积问题,“借新还旧”导致新增债务投资效率下降,这将严重影响债务的可持续性,引至金融链条的延长和金融工具的多重嵌套,甚至衍生出“加杠杆、脱实向虚、资金空转”等问题。现有的金融结构亟待调整,需改善融资结构,推动银行战略转型,实现金融供给的互补。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第四十次集体学习和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时强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
从上述分析得到了我国经济金融发展模式特点和潜在金融安全隐患,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我国金融发展应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目标、天职和宗旨,这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有针对性地对未来一系列重大金融改革问题定下了基调: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社会发展的本源,强化监管以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以优化金融结构,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决定性的导向作用。同时,要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促进金融结构的调整。加强金融支持政策体系建设,发展普惠金融,规范互联网金融。继续推进金融市场改革,以改革来促进金融反哺实体效率的提升。而且,我国金融市场改革的重点是要以市场机制来切实提高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作者:宁咏、胡雁斌;作者单位:中国光大集团;载《中国证券报》2017年8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