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储蓄率长期高于投资率）和外部失衡（出口长期高于进口）一直是困扰宏观政策当局的两大难题。2006年，在频繁实施了各种宏观调控措施之后，尤其是在控制土地和信贷这类行政性手段的压力下，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开始逐步回落，今年有望实现低通胀、高增长的良好宏观经济态势。然而，迄今所采取的措施并未触及引发投资冲动的物质基础———高储蓄，因而也并不能够从根本上缓解经济的内、外失衡现象。
由国民经济核算的恒等式可知，经济中的总储蓄等于总投资加上净出口。因此，在既定的高储蓄情况下，高投资和巨额的经常项目顺差二者必居其一：如果因产能过剩和经济过热而抑制投资，那么，国内的储蓄就只能以经常项目顺差的形式流出境外；反之，如果为了缓解对外贸易摩擦而抑制出口，则高投资就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可以看到，随着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下降，今年的经常项目顺差将大幅度超过去年，而去年的经常项目顺差已经比前年增加了1倍还多。
所以，降低储蓄率应该成为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在这方面，发展消费信贷以及采取其他各种刺激居民消费的措施固然重要，但是，从这几年高储蓄形成的部门因素看，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居民部门，也同企业部门大体无关，而是在于政府部门。根据已经公布的中国资金流量表可知，从2000年到2003年，整个国民储蓄率的上升几乎完全是因为政府部门的储蓄率上升造成的。2003年后迄今，政府部门储蓄率的上升趋势继续得到强化，并成为推动金融机构存款增加的主要因素。从全部金融机构的各类存款来源看，近些年增速远远高于平均存款增速的唯有财政存款和机关团体存款。
以2006年3季度的数据为例。9月份全部存款同比增速为17.11％，储蓄存款和企业存款增速分别为15.99％和15.06％，低于全部存款增速；而财政存款和机关团体存款增速分别高达39.45％和27.79％，远远高于全部存款增速。随着财政存款和机关团体存款的增长，两类存款在全部存款的比重不断上升。截至今年9月份，两类存款占比已经上升到8.7％，比2005年9月份上升1.1个百分点，比2003年9月份上升2.6个百分点。
简单推算可知，2006年3季度的存款比去年同期增加47893亿元，其中，财政存款和机关团体存款增加7177亿元。如果财政存款和机关团体存款是零增长，则今年全部存款增速将下降至14.55％，低于同期贷款增速（15.23％）；如果财政存款和机关团体存款的增速下降至储蓄存款和企业存款的增速，则全部存款的增速将下降至15.5％左右，只略高于同期贷款增速。所以，以此就大体可以判断，高储蓄以及由此引发的高投资压力和近来被广为宣传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其根源主要在于政府部门，而非居民和企业。
进一步探究政府部门储蓄率上升的原因可以发现，这一方面在于政府部门储蓄倾向的加强———为了给政府直接参与或者通过政府控制的企业间接参与的投资活动进行融资，政府越来越倾向于将税费收入储蓄起来；另一方面，在政府部门储蓄倾向上升的同时，整个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越来越向政府部门倾斜，而储蓄倾向逐渐下降、消费倾向逐渐上升的居民部门在整个收入分配结构中的地位日益恶化。因此，就这两种效应而言，后者对经济总储蓄的提高具有更加强烈的影响。
收入分配结构的恶化在这些年已经到了非常令人担忧的程度。根据资金流量表数据可以看到，在居民、政府和企业等三大国内经济部门中，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呈现非常显著的相对下降态势。不仅居民的财产收入自1996年以来即在绝对额上出现了停滞，而且，更加关键的是，居民部门的主要收入来源———劳动报酬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也由1992年的37％下降至2003年的33％，而劳动报酬占比的下降显然是因为企业支付的工资越来越低———从1992年到2003年，政府部门支付的劳动报酬占比由6％上升到近10％，企业部门支付的劳动报酬占比则由近31％下降至不到24％。相对减少的企业部门劳动报酬并不主要归因于企业克扣工资，因为从收入分配的最终结果看，近些年来唯有政府部门的收入处于显著上升的态势，而政府部门收入分配地位的改善完全来自于各种税费收入、尤其是从企业获得的税费收入。换言之，政府部门增加的可支配收入直接来自于企业部门，但是，其最终的源泉还是在于居民部门提供的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本。
总而言之，降低储蓄率、尤其是降低政府部门的储蓄率应该成为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考虑，而改善收入分配结构的各种措施，如减税、增加政府公共服务支出、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以及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无疑将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措施。同时，需要清醒认识到的是，当前的经济失衡问题以及收入分配结构的不利变化归根到底都是中国政经体制改革过程中两个未觉难题的结果：政府和市场的职能边界不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能边界不清。因此，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基于此的税制改革方是治本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