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几乎所有受过宏观经济学训练的人都会本能地想到基本的凯恩斯教义: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然而，他们都忘记了在那本内容广泛而又常常语焉不详的《通论》中，凯恩斯隐含地给出了实施扩张政策的基本前提:经济面临的是需求冲击而不是供给冲击，经济当事人的资产负债表基本健康。在这两个基本前提下，即使是“挖坑”这样看来愚蠢的政策措施也会产生增加就业、提高收入和推动总需求乃至经济增长的效果。
然而，如果目前的危机并不是来自总需求的冲击，而是供给冲击、尤其是“熊比特毁灭”那样的大冲击使然，或者，非金融部门和金融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并不健康，甚至需要许多资不抵债的当事人破产才能修复整体的资产负债表，那么，目前持续扩张的货币、财政政策将会产生愈来愈大的负面效果。所以，我们必须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1.供给冲击还是需求冲击?
判断经济遭遇的冲击是来自供给方，还是来自需求方，决定了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对于石油成本大幅度上升这样的供给冲击，当时主要国家所采取的扩张政策除了助长了通货膨胀之外，对失业和经济停滞并无效果，从而导致所谓的“滞胀”现象。
这次危机看起来非常像一次总需求突然减少的危机——资产缩水和债务融资便利的突然消失迫使美国居民减少消费，而美国居民的消费支撑着70％的美国GDP和一半以上的中国出口。然而，这次危机在本质上并非总需求减少的危机，而是在全球既定总需求分布结构下总供给能力全面上升引发的供过于求的危机。或者，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术语来说，如同1929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样，这依然是一次“生产能力过剩的危机”。
推动全球总供给增加的第一大因素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金融全球化趋势。全球化的直接效果就是，资本(以及必然附着于资本上的技术和管理才能)可以在全球进行流动和配置，寻找最为廉价和有效的劳动力。资本和劳动力的有效结合使得全球供给能力得到极大提高，而且，这种生产能力的增长不仅仅局限于发达国家，还发生在所有加入到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和前苏联、东欧集团。1990年代的信息技术革命从技术层面极大地强化了全球的供给能力，并且，通过网络信息技术的推广使用，进一步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如今，尽管劳动力依然受制于国土疆域的约束，但资本却能够以光速在全球金融市场中运动，可以迅即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角落找到最合适的劳动力，并且，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可以极其便利地被运送到任何一个有购买能力的人手中。
然而，在全球总供给能力全面增强的同时，全球的总需求并没有出现均匀的、同步的增长。全球总需求分布的不均匀首先表现在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过度依赖上，而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人口主要是作为生产者、而非消费者加入到全球化进程当中。全球总需求分布的不均匀还表现为，在特定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当中，有效需求集中在相对少数的富有人口群体中。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在于美元独霸的国际货币金融格局——这赋予了美国家庭、企业和政府部门无与伦比的融资能力，另一方面也在于许多国家(例如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在养老、医疗保障领域的政府职能缺位和在金融市场发展、行业准入等领域的政府行政管制，而这样的缺位和管制是这些国家收入分配格局恶化和金融体系落后以至于难以刺激国内消费的关键因素。
在既定的非均匀分布的总需求结构下，总供给的全面和不断的上涨使得全球经济增长越来越面临需求的压力。这样的压力首先出现在2000年。在2000年前，全球总供给能力的全面上涨与总需求的分布不均匀并没有产生严重的矛盾，那是因为在持续了十多年的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下，全球总需求的主要来源地——美国有着强大的经济增长能力，资产价格上涨和居民的借贷消费有着坚实的基础。但是，2000年之后支撑美国需求的因素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信息技术革命推动的资产泡沫破裂后，笃信凯恩斯“反周期”策略的美联储实施了扩张的货币政策措施，而自由放任的监管思路则放任了金融体系信用的膨胀，这推动了以房地产和房地产金融为枢纽的新一轮资产价格泡沫，以及由此形成的借贷消费的再次繁荣。
从全球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态势看，这次全球危机事实上是一次被推迟了八年的危机，是一次宏观政策当局希冀在既定经济增长格局下用需求刺激政策来应对全球化、信息技术革命产生的巨大供给冲击的危机。由此观之，在经济结构不变的前提下，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经济体所采取的扩张政策无非是2000年美联储扩张政策的更大规模的翻版。
2.不改变经济结构的扩张政策能够有效吗?
现在一个自然的问题就是，在不改变目前全球总需求分布结构的前提下，依靠目前的扩张政策能够让全球经济迅速度过危机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完全取决于美国居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是否能够较快修复。如果美国居民过度负债的格局可以缓解，美国以居民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将能够得到恢复，而中国以出口和投资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也能够得到持续——须知，在中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有近1/3是面向出口的制造业投资。
虽然我们可以观察到美国居民储蓄率在迅速提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资产负债表在改善，而事实似乎恰恰是相反。原因很简单，美国居民的负债率——无论是负债与可支配收入之比，还是负债与净资产之比——都没有显著下降。以负债与可支配收入之比为例，虽然美国居民部门的新增负债在减少，但是，失业率上升和单位时间薪酬水平下降还在导致可支配收入下降。也就是说，负债率的分子和分母同时在下降，负债率本身并未改变。实际上，由于乘数效应，储蓄率的上升和对应的消费率的下降可能会加速可支配收入的减少。所以，核心问题在于:如何找到一个能够较快提高美国就业率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行业?这对于美国的资产价格和居民部门另一个负债率指标、即负债与净值之比也非常关键。对此，美国奥巴马总统在还未登上宝座之前就提出要发展新能源和低碳经济。可是，从技术前景、产业态势以及美国的比较优势看，新能源都不可能产生像信息技术革命那样巨大的推动力，而所谓的低碳经济则很可能成为另一个贸易保护的借口——如果是这样，历史已经证明，以邻为壑的政策将加重经济衰退。
如果美国不行，作为“G2”另一方的中国可以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可以先简单回顾下1929年的大萧条。在那次全球经济危机中，美国类似于中国现在的位置，而英国则类似于美国现在的位置。许多研究大萧条的学者指出，之所以萧条的幅度如此之广、持续的时间如此之久，其原因就在于，在金本位制度约束下，美国当时没有采取扩张的经济政策。相反，为了维持贸易顺差和黄金流入，美国还克意压低了美元汇率。历史不可能做实验，历史只能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从发生的事实看，美国真正显露出走出危机的迹象是在罗斯福新政之后，而新政的核心就是压制寡头垄断、提高劳动者报酬和社会保障水平。换言之，是改革、而不是扩张政策使得美国第一个走出了当时的大萧条。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经历的经济实践也说明，唯有改革才能帮助经济渡过难关。例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有企业“抓大放小”改革、国有银行体系改革、住房分配制度改革等都为2000年后本轮经济周期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这轮经济周期中，一个日益突出的矛盾就是收入分配结构日趋不合理。这样的不合理不仅仅表现在居民部门内容和地区之间，还表现在居民、企业和政府部门之间——这种部门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现象在最近十年中尤为显著，其突出表现就是垄断行业的企业利润上升和政府部门的收入上升。我们已经非常清楚地看到，收入分配格局的恶化是中国经济增长在总需求上依靠外需、在产业结构上依靠以出口产业为主导的第二产业的主要原因。由此，虽然我们目前不用像当年的美国那样恪守货币兑换黄金的承诺，加之银行体系内的高额储蓄存款，因而在一定范畴内有能力实施扩张的货币政策，但是，这样的总量政策不会改变收入分配结构，因而不会让我们真正“第一个”走出危机。当然，恰如一个重病的病人那样，扩张的货币政策就像一剂强心针，会让经济暂时体会到摆脱病痛的舒坦。
3.仅仅依靠扩张的政策有什么其他后果?
说到此，最后一个自然的问题就是:如果扩张的政策不会真正让经济恢复，那么，它会产生什么其他结果?答案很简单:资产泡沫。而依靠泡沫来刺激经济，就必须让这个泡沫膨胀到某个临界值。在这个临界值水平上，大部分经济当事人会再次陷入资产上涨的幻想中，这样的幻想将推动他们去消费和投资——这样的投资通常在事后将被证明是低效率、甚至无效的。可是，一旦泡沫达到这样的临界值水平，它将是不可逆的——摧毁它几乎不可能，因为这就意味着摧毁似乎近在眼前的经济复苏；如果不摧毁它，就将形成一个资产价格再次上涨、经济虚荣、资产价格上涨的正反馈循环，这样的循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日本、本世纪初的美国都已经历过了。
目前我们可能正在经历的资产泡沫与其他国家曾经经历的似乎并无不同。这一方面表现在房地产市场。虽然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决定了长期看好的房地产市场，但是，自1999年以来即无像样调整的市场难道可以说是正常的?特别是观察2005年7月份人民币汇改后的市场可以发现，受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推动，投资、投机性购房的成分越发浓厚。眼下，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在大学生就业困难、农民工大批返乡的背景下，房价的上涨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经济基础?房地产价格的虚涨与股市的虚涨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如果说在经济周期的上升段，股市保持较高的市盈率是基于未来高增长的预期的话，那么，在同样的经济危机、失业率高启的背景下，尤其是在当前国内和全球经济增展格局不太可能继续持续的背景下，中国股市的市盈率还有什么理由维持如此之高的水平?
总之，在既定的国内和全球总需求结构下，目前这种生产过剩型的经济危机不太可能指望扩张的政策予以度过。仅仅依靠扩张政策的后果必然是资产价格膨胀，而膨胀的泡沫必然会破裂。泡沫越大，破裂后的恶果越严重。我们决不能用未来的一蹶不振来换取暂时的欢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