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19世纪以来的全球经济和金融发展史，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大国经济崛起的历程是一个逐步融入全球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和全球主导性地位的确立。
经济全球化，缓解内需和国内储蓄不足
全球化的第一个阶段是以融入全球贸易和产业分工体系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全球化过程。在经济起飞时期，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导致内需不足，国内储蓄不足导致投资资金匮乏，因此，融入全球化的主要目的在于解决内需不足和国内储蓄不足两大问题。
这一阶段的标志性特征是：第一，在货币金融制度方面，本国货币直接或间接盯住当时的主要货币，以减少汇率风险，推动对外贸易的发展，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国内金融机构则主要经营对内业务；第二，在以对外贸易为主的经常项目方面，保持了持续的贸易顺差，以解决内需不足问题；第三，在资本项目方面，呈现出资金净流入格局，国外资金流入、尤其是国际直接投资（FDI）成为补充国内投资资金不足的重要渠道。
金融全球化，以资本输出为主
全球化的第二个阶段是以资本输出为主要特征的金融全球化过程。随着经济的逐步成熟，人均收入水平显著提高，但消费尚未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经济处于由依赖外需和投资为主向以内需和技术进步为主导的转型过程。同时，长期高速经济增长形成了高储蓄和巨额的财富积累，但国内的投资机会正在趋于匮乏，国内有“流动性过剩”的压力和资产价格泡沫之虞。这样，以输出资本为主要特征的金融全球化成为这一时期全球化的重点，而国内的金融机构需要逐渐加入到全球金融业的竞争和全球金融资源的分配体系中。
在这一阶段，其标志性的特征是：第一，在货币金融制度方面，本币面临重估压力，需要放弃盯住汇率体制，但本币尚不能成为主导性的国际储备货币，这导致国内企业面临突出的汇率风险，而国内金融机构需要培育在全球经营业务的能力；第二，在经常项目方面，继续维持贸易顺差的格局，但顺差的规模逐步稳定、甚至有缩小的趋势；第三，在资本项目方面，国内储蓄和财富在全球配置的需求显著增强，国内资金的净额输出成为趋势。
主导全球经济、金融资源配置成就大国地位
全球化的第三个阶段是大国在全球地位的基本或完全确立，国内的经济和金融体系已经基本或完全成为全球经济和金融资源分配的主导力量。此时，人均收入水平达到全球前列，经济转型完成，形成了以内需和技术进步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同时，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在全球处于强势地位，对全球经济和金融资源的配置拥有绝对主导权。
这一阶段的标志性特征是：第一，在货币制度方面，形成了以本国货币为主要或核心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格局，国内企业基本不承担汇率风险，国内金融机构已经具有强大的全球竞争能力，全体居民开始享受本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铸币税好处；第二，在放弃金本位货币体制后的信用本位制时代（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经常项目出现了稳定的贸易逆差，以输出本国货币，满足全球对储备货币贸易结算和价值储藏的需求；第三，同样在信用本位制时代，资本项目出现了稳定的顺差，国外持有的本国货币流入本国以达到价值储藏的目的。
就目前全球的经济和金融格局而言，只有美国和欧元区达到了第三个阶段，尽管它们还处于危机之中。2009年，美元和欧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份额分别为62％和27％，美国和欧元区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分别呈现出长期（但不可持续）的逆差和顺差。
日本对全球金融资源配置影响力甚小
一个令人注目的事实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就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的日本，在三十年后的今天却还未成为全球化的主导国家。可以看到，虽然从上个世纪70年代初即开始日元国际化进程，但日元的地位日衰，在全球储备货币中的份额不到10％，全球贸易结算的份额更低；日本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虽然在规模上较为庞大，但对全球金融资源配置的影响力甚小，尤其是在经历了1990年资产价格泡沫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经济转型不成功，日本经济依然维持着依赖外需的格局，常年保持着经常项目顺差，从而制约了日元通过贸易项的输出，而在资本项目方面，民间持有的美元和欧元资产不断上升。
日本之所以没有顺利度过全球化的第二个阶段、甚至在融入金融全球化进程中陷入经济危机，其背景和原因非常复杂，但基本可以归结为两点：资本项目开放政策的失误和日元国际化战略的失误。
日本一直没有主动、实时和有效地开放资本项目，推动国内过剩储蓄资金的输出和在全球的配置，以至于大量流动性郁积于国内。同时，也没有实时推动有效的利率市场化和放松金融管制的改革，过剩流动性被倾泻到问题严重的股票市场和地产市场。
197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标志着以美国经济和美元为核心的全球化格局已经发生改变，同时，这一时期兴起的全球金融自由化浪潮极大地推动了随后的金融全球化进程，日本本可以抓住这次机会，调整经济结构，放开资本项目，转入金融全球化进程。但是，直到1980年12月，日本大藏省才颁布实施了的新《外汇法》，把过去对资本交易的“原则上禁止”改为“原则上自由”。直到1984年6月和1985年才撤销对银行将筹自海外的美元兑换成日元的限制以及对欧洲日元交易的管制。直到泡沫经济危机爆发8年后的1998年才放弃“外汇银行主义”——居民和企业必须通过指定银行办理外汇业务。这种对资本项目和外汇的管制限制了日本储蓄资金输出和在全球有效配置的通道，日元的输出只能通过日本银行业的对外贷款和少数特权企业的对外投资——事后我们发现，这种资金输出方式的效率是极低的。例如，80年代日本企业在美国大肆购买土地和像洛克菲勒中心这样的房地产项目，其结局是惨重的损失。
另一方面，日本国内的金融改革也非常滞缓。例如，在利率市场化改革方面，从1985年10月《临时利率调整法》颁布开始放松利率管制，直到1994年9月才全部完成改革；在资本市场发展方面，1988年才撤销对公司债券发行实行严格限制的债券发行委员会，1993年才撤销公司债券发行额度，1996年才完全取消对发债企业财务内容、发行条件的全部限制。在资金对外输出通道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国内金融改革的滞后又使得过剩的流动性无处可去，只能流向弊端重重的股市和房地产——前者因企业相互持股而使得只有约20％的股票是流通股，后者则因企业对职工的终身雇佣制而缺乏巨大的商品住房购买需求。
在日元国际化的过程中，日本没有从经常项目（贸易结算）环节和资本项目（对外资金输出）环节两个方面协调推进，从而导致日元国际化的失败和日元地位的衰落。
日元国际化真正的启动始于197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由于美元地位的迅速衰落，这一进程在开始时期相当顺利。例如，在日本出口贸易中，日元结算的比重从70年代初的2％上升到1978年的18％和1986年的36％；在日本进口贸易中，日元结算的比重从1976年的0.9％上升至1986年的10.3％；同时，日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份额从1974年的7.5％上升到1985年的15％。但是，此后日元国际化进程即没有太大进展，1990年泡沫经济危机后甚至出现了倒退。
日元国际化的失败在于两个相互纠缠的问题：第一，日元的贸易结算功能受到阻碍。除了表现在对欧美发达国家的进出口贸易上之外，日元发挥结算功能的障碍尤其体现在以能源、原材料为主要构成的进口贸易方面。这些进口项目一直以来以美元进行交易和结算，特别是石油。自两次石油危机之后，石油现货定价越来越依靠纽约商品期货交易所和伦敦洲际期货交易所的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价格和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日元要在这类商品贸易中发挥结算货币功能，其条件之一是日本拥有相对完善的国际日元商品期货交易所，其条件之二是流动性好、规模较大的日元资本市场。但是，这两个条件恰恰不具备，这就涉及到日元国际化的第二个问题。
第二，日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价值储藏职能和日元作为重要经济资源和金融资源的定价货币职能受到限制。由于日元资本市场和衍生品市场不发达，缺乏国际经济资源和金融资源的定价权，包括能源、原材料出口国在内的海外经济当事人既难以找到以日元定值的价值储藏渠道，也缺乏对冲日元与其他货币汇率风险的工具。这里，日本国内金融改革和资本市场发展的滞后是症结之一，另一方面，日本没有充分利用欧洲日元市场去发展离岸日元资本和衍生品市场是症结之二。可以看到，欧洲日元市场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发展，主要是以银行存款、贷款和银行间交易为主，而离岸日元债券、股票和衍生品市场的发展非常滞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