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30日，我国央行使用了中韩本币互换协议下4亿韩元（约合240万元人民币）资金支持企业贸易融资，这也是央行首次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动用对方货币。
回顾历史，货币互换最早源于上世纪60年代，美联储则是国家间货币互换的开创者。1962年，美联储同法国央行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并以此作为美联储向世界提供流动性的重要方式。此后，货币互换被大规模地应用到商业领域，最早的案例是1981年世界银行和IBM公司之间的货币互换交易。在经历过1997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亚洲新兴经济体更加重视区域金融合作以抵御危机，2000年东盟10国和中日韩通过“清迈倡议”，决定建立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来临，更使得发达经济体也越来越诉诸于多边货币互换来防范流动性的短期枯竭，增进市场信心。
同样，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元流动性趋紧，也是我国与多国签订本币互换协议的初衷。2009年以来，央行先后与23个境外货币当局签订了总规模超过2.5万亿元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在早期，货币互换可以看作是我国谨慎地向海外输出流动性，并且构建双边与多边货币保障机制的某种策略。此后，随着金融市场化、国际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货币互换也逐渐成为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随着我国的金融国际化路径日益清晰，央行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开展的货币互换，其战略目标也变得更加多元化。正如央行新闻稿称，“不同于发达经济体间签订的旨在应对危机的货币互换协议，中国人民银行与境外货币当局签订本币互换协议的目的不仅包括维护区域金融稳定，还包括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我国央行对外签订货币互换，体现了国家战略意图。但货币互换规模发展这么快，并非只是基于央行的单方推动，而是体现了在我国经济金融影响力不断扩大、人民币国际化程度迅速提高的情况下，海外对于人民币的市场需求也在增加。实际上，在近年来许多货币互换协议的签订中，国外央行都体现出主动性。在此基础上，央行与不同国家的货币互换，也反映了各国对人民币的需求特点。例如，在阿根廷、马来西亚和印尼，人民币主要充当了贸易结算货币的角色；在菲律宾、白俄罗斯和马来西亚等国家，则将人民币作为重要的储备货币；在韩国等一些国家，则为了支持双边企业的融资需求。
应该说，央行动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的韩方货币，体现了中韩经济金融合作金融新阶段。就中韩货币互换的基本作用来看，首先是为了达到规避汇率风险、降低成本的目的。理论上讲，通过货币互换，交易双方可以规避由于货币升值或贬值所造成的潜在损失，这对于企业和机构投资者尤其重要。此外，用本币计价也可以使企业降低购汇成本。总体上有利于降低两国货币对美元的依赖，同时助推韩元和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早在2008年12月12日，中韩两国央行就签署了1800亿元人民币的3年期货币互换协议，2011年10月26日又续签了3年，并扩大规模至3600亿元人民币。2013年初，韩国央行宣称首次动用了与我国签署的用于贸易结算的货币互换，并向韩国外汇银行（Korea Exchange Bank）发放6200万元人民币贷款，该银行进而提供给希望用人民币向中国贸易伙伴付款的韩国企业。可以看到，在中韩货币互换中，韩国动用这一“授信额度”的积极性要高得多。如今我国央行终于启动韩元互换，其中应与当前中韩经贸往来日益密切的大背景分不开。
我们知道，中韩自贸区谈判自2012年5月启动，已先后开展了十轮谈判，旨在达成一个全面、平衡、高水平自贸协定，也有望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经贸新秩序建设的一个重要突破口。而就金融方面看，韩国对于双边货币合作一直具有较高期望，并希望两国最终建立韩元与人民币的直接交易市场，为双边贸易的本币结算提供便利。实际上，2008年应对危机的经验，早已使韩国政府备感货币互换的重要性，因而在G20集团峰会上一直主张建立以多边货币互换为核心的全球金融安全网。在韩国，国家间的货币互换往往被称为“没有维持费用的外汇储备”。
当然，虽然有双方政府层面的大力推动，但是之所以我国央行一直没有启动韩元互换，也因为国内企业对于韩元的需求较小。我们看到，本次货币互换交易是通过友利银行（中国）进行的，该行也是韩国央行认可的我国境内韩元结算银行。而早在2012年9月，友利银行就推出了韩中贸易利用韩元结算的服务。在该年，韩国企划财政部也表示正在同我国政府协商，促使中方企业在向韩方企业支付进口款项时，利用货币互换中的韩元资金进行结算。这一努力到现在才落实，也是基于当前形式与市场需求的支撑，如双方经贸关系的更加密切，以及近期人民币贬值和韩元升值，相对提升了企业运用韩元结算的吸引力。
应当承认，4亿韩元的额度显然是形式大于实质，更具有示范意义，另外这一新的尝试还是主要用于向我国境内的两家韩资企业发放韩元融资，旨在服务境内韩资企业，推动韩资企业及其韩国母公司建立良好金融合作关系。但无论如何，这意味着中韩经济、贸易、金融合作关系踏入了新阶段。
自国务院常务会议2009年4月8日正式决定试点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以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据SWIFT统计，截至2014年4月，人民币在全球支付货币中总量仍保持第七位水平，占全球支付总额的1.43％。另外尤其值得关注的是，4月份美国的人民币支付结算规模同比剧增了327％，体现了人民币价值进一步得到认可。截至目前，人民币已连续6个月上榜全球十大支付货币，其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
可以说，虽然基于各种考虑，我国没有在战略层面明确提出“人民币国际化”，但人民币的全球影响力切实得到了提升，这种“低调”的本币国际化，也有某些被动性在里面，表现为尚缺乏系统性的战略安排。这次在央行网站的头条里，连续多日展示“中韩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首次动用韩元资金”这一新闻，似乎也体现了人民币国际化主动性的潜移默化的提升。
从更大范畴内看，人民币国际化的形式标准是自由兑换，实质标准无非是能否在全球贸易支付、外汇储备、投资中占据较高地位。当前来看，上升最快的就是人民币的贸易支付地位，2013年我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已累计达4.63万亿元，人民币的近期贬值整体上并未弱化其结算需求；人民币储备职能则刚起步，据渣打银行近期的研究表明，全球至少已有40个国家的央行投资了人民币；由于资本项目没有完全开放，人民币的投资功能还未充分展示出来。在走向这些最终目标的过程中，货币互换是重要推动方式之一，并且有助于促进人民币对不同货币的自由兑换。
某种意义上说，人民币国际化并非为了撼动美元，而是适应货币战国时代的挑战，降低对外活动中的汇率风险。在此过程中，我们的货币互换不仅为了输出人民币流动性，而且应当适当输入外币流动性，并且做到“有来有往”、“利益对称”，为其他非美元货币的国际化需求而提供双赢的支持。合理动用货币互换中的外币，就是其中的重要选择。以2013年为例，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共开展交易1.03万亿元人民币，相比而言，我国央行主动启动的外币互换交易规模却非常有限。
同时，在汇率体制改革引致外汇占款下降，对国内流动性影响深远的情况下，通过动用外币互换而实现的流动性注入，也有助于缓解市场上的流动性隐忧，有效支持外向型企业的国际贸易活动。在规模有限的情况下，亦可认为是“微刺激”政策的有效组成部分。
此外，人民币国际化还需要特定的跨境支付清算机制配合。过去有两种，一是代理行模式，指两国商业银行签订本币代理结算协议，通过互开同业往来账户的方式完成跨境交易本币结算。二是清算行模式，指两国央行签订协议，允许经批准的对方国家的特定商业银行作为境外清算行，远程接入本国的实时全额结算系统，并在对方央行开立结算账户。这次动用的韩元互换交易，由交通银行申请使用，通过开立在友利银行（中国）的账户入账，并直接向境内两家韩资企业发放，显然对韩元来说属于清算行模式。
需要看到，随着资本项目的逐步放开，现有的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模式将不具备可持续性。例如，外汇管制取消后，境内和离岸的外汇市场可以提供充分的人民币和外币的流动性，没有必要继续以清算行和代理行模式为客户提供本币。2011年央行开始着手开发独立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旨在处理人民币贸易类、投资类等跨境支付业务。作为承载人民币全球流动的“高速公路”，这一金融基础设施改革还需加快。
总之，中韩货币互换的新变化，体现了随着对外经济往来的深入，双边货币需求的演变，更反映出在日益明确的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中，我国将更主动地采取多样化的措施，实现双边、多边利益协调与共赢，从而共同应对后美元时代普遍面临的国际市场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