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河北多家农村合作社在集资和经营失败后跑路，引发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实际上这要归结于农村金融发展的深层矛盾。
众所周知，上世纪90年代曾经出现一段农村金融乱象，随着改革重心逐渐转向农信社的治理，农村民间金融组织被严厉整顿，如1999年国务院发文开始清理取缔农村合作基金会等。进入21世纪，“三农”与农村金融越发受到重视。早在2003年3月，中国第一家资金互助社即在吉林省四平市闫家村出现，此后这类以“资金互助”为名的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开始星火燎原。到2006年，我国颁布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带来了各类农村合作社的高速发展。此后2007年底，银监会发布了政策鼓励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三类新型金融机构。其中，农村资金互助社是一种原汁原味的合作金融形式，以社员为本，管理监督费用少，信息费用微不足道，即使微小利差的小额贷款也能稳步经营，能适应农户分散多样的融资需求。2009年，银监会和农业部又发文“鼓励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
然而，上述一系列的“利好”政策，却没有带来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健康快速增长。一方面，纳入监管内的资金互助社，增长非常缓慢。据2009年银监会发布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工作方案提出，到2011年全国计划设立161家农村资金互助社。但是截至2013年末，全国共组建村镇银行1071家，小额贷款公司7839家，而资金互助社只有49家。
究其主要原因来看，一是农村资金互助社运营管理基础薄弱，监管难度远大于村镇银行和贷款公司，采取“贴近式”监管实属必要，但互助社多路远地偏，监管成本难以承受，监管人力资源也相对不足，这使得监管部门派出机构推动试点的意愿和热情明显下降。二是，经营上习惯于依赖高级管理层或大股东，互助社极易被少数人控制，从而背离合作制经营原则。
在监管之外，市场上还充斥着大量开展合作金融业务的主体，包括农民专业合作社、资金互助社、供销社，分别由工商部门、农业部门、供销合作总社、地方政府金融办等进行管理。据不完全统计，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依托展开资金互助的全国有上万家。其中有很多都是背离服务宗旨，擅自开办存贷款业务，扰乱金融市场秩序。
长远来看，在农村金融体系的功能建设中，合作性金融的重要性不可忽视，这也是各国发展历史和经验已经证明的。在当前以商业化金融为主流的农村金融改革中，需要对于合作性金融改革有系统性安排，包括资金互助社这样的草根组织。同时，针对各种从事类金融业务的农村合作社，监管部门可以考虑分为牌照监管和备案监管，前者给予实质性鼓励措施，后者应该进一步把管理权限和责任落实到地方政府身上，努力消除监管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