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要努力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央行和银监会也在试图落实相应措施。当前社会融资成本普遍较高，已经使得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供血”功能，逐渐扭曲为“抽血”效应。这里当然涉及到资金供求失衡的问题，但其实质却是结构性的。即一方面我国的金融资源供给从整体上看并不缺乏，另一方面许多经济部门、领域或行业却出现严重的“融资难、资金贵”的现象，这就表明了金融资源的流动通道出现了阻滞和不畅。这种金融资源配置的结构失衡，可以通俗地理解为引导金融“灌溉”的“水利设施”出现问题。
从金融角度看，虽然监管部门提出的措施很重要，但更需要关注金融结构的根本性问题。首先，金融资源流动渠道不畅导致了众多领域融资成本上升，其原因又是金融“主渠道”过度由银行所主导，缺乏众多的“分渠道”，一旦出现“主动脉硬化”甚至“血栓”，则必然引起经济肌体的病变。对此，应跳出过去的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概念，因为在我国特殊的情况下，无论在股市还是债市，银行仍然是直接金融的重要主导者。归根结底要处理好银行融资与非银行融资的结构关系，应当适度降低银行主导的融资模式，改变银行业整体上“大而不倒”的局面。
当然，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短期内难以彻底转变，由此还需认识到，对于整个银行业来说，无论是作为资金需求者，还是信贷产品的供给者，都在某种程度上拥有垄断竞争地位，这就使其对于存款者和贷款者都有突出的价格谈判优势，因此也难以有助于达成相对公平的资金价格。应该说，当前所谓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在某种意义上并非问题的关键，而更应该着眼于推动构建一个走向充分竞争的银行融资市场，完善资金定价权谈判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金价格形成中的基础作用。
归根结底，产生矛盾的根源是价格“多轨制”，而推动利率市场化则是重中之重。当然，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内涵远不止存贷款利率定价问题，市场化的产品创新、市场化的交易主体及行为、足够容纳各类资金交易的市场、市场化的货币当局政策选择，这些都是改革能否成功的重要前提。
另外，继续有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开放，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虽然当前对于这一改革的进程与速度，学界还存在很大争议。但是从长远来看，正是由于跨境资金流动仍存在形式上的“堤坝”，因此仍能够维系境内的高资金价格，并且引发了热钱、跨境套利等一系列问题。在打通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多余“堤坝”之后，进而在通过构建“池子”有效“防洪”的前提下，适度打破境内外的资金“堤坝”，自然会促使境内过高的资金价格“水位”有所抑制。
虽然政府和监管部门在着力推动社会融资成本降低，但是就制度层面来看，应该坚持两方面基本原则。一是在促进融资成本降低、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过程中，要避免行政性的干预，实现金融发展与金融监管的分离。我国金融改革中面临的误区之一，就是把改革与风险控制都集中在监管部门，造成内部政策目标冲突。强调控制融资成本，是要创造良好的金融发展环境，引导金融机构的市场化合理运作，而不是牺牲市场金融原则来达到目标。
二是以市场化金融运行为主，政策性金融运行为辅，共同服务于既定目标。正是由于前述原因，在依靠商业金融原则难以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情况下，就需要运用政策性金融机构或工具，由政府适当分担金融服务成本。作为市场机制尚未完善的发展中经济体，我国亟需防止政策性金融改革走向极端。
为什么在较高的融资成本压力下，当前我国经济仍然能够前行呢？无非可归结几方面原因，比如确实存在技术创新导致生产效率提高的领域、依靠“借新债还旧债”的勉强维持、大量自然资源迅速进入到交易市场中带来的增长“幻觉”。由此来看，降低社会融资成本的金融作为，只是解决当前矛盾的技术手段，更加治本的思路，则是弱化经济金融的“庞氏特征”，扭转过度依赖自然资源大规模市场化及货币化所支持的增长，真正努力增强经济创新能力，激发民间资本的活力，提高微观企业的投资回报率，才能使得金融与实体经济运行逐渐走向正常轨道。
进一步来看，在长期经济增长率逐渐下滑的大背景下，企业投资的边际回报率也在下降。而在原有投资拉动型经济模式的转型中，企业发展普遍进入粗放型，现代化、规范化、国际化的企业并不多。同时，政府资产负债表的膨胀，也对企业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因此，必须努力推动企业部门提供投资回报率，实现投融资良性循环。从增长的角度来说，只有促使企业部门形成更加高效的生产能力，顺应市场需求，才能促使金融与实体之前建立良性互动关系。
笔者认为，从中长期来看，比降低融资成本更加重要的问题，一是应该建立合理的社会资金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二是不断弱化政府和国有经济的“挤出效应”，为民间投资良性发展创造条件，并且有利于就业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