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为了充分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财政部发布了《关于改革和完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的意见》，主要围绕当前我国目前近4.7万亿元的转移支付资金，明确将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主，并严控和弱化一直被诟病颇多的专项转移支付。
转移支付制度的改革，首先是为了适应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尤其是新型城镇化带来的需要。所谓新型城镇化，其核心在于实现以人为本，而不是偏重传统意义上的“高楼大厦”。伴随这一思路转变，最重要的就是要实现居民的公共服务均等化。一般地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政府要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的、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能够体现公平正义原则的大致均等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是人们生存和发展最基本的条件的均等。要实现这些，就需要地方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中央利用多种手段来避免各地方的公共服务提供能力存在过大差异，转移支付手段正是履行这些政策目标的关键。通俗地说，以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可使多数人至少在底线上更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
不过，需要看到的是，转移支付制度改革背后始终存在着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政分配难题。回顾历史，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协调，一直贯穿着近现代和当代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以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看，1953年为83％，此后不断下降，改革开放之前出现12％左右的历史低点。1978年到1985年处于上升周期，最后达40％左右，然后又是下滑到1993年的22％，直到1994年分税制改革，才最终确定了50％以上的稳定比重。2009年至2014年又呈现下降趋势，再次降到了50％以下。对此我们认为，在规范预算制度的前提下，财力下放地方更适应现实需求。因此，在当前进一步完善和强化转移支付的同时，也要避免以此为由重新强调中央财力集中，因为财力集中在增进公平性同时，也带来额外成本和效率损失。
还有，中央转移支付的机制安排尤其重要。2014年专项转移支付占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41.8％，实际上造成了大量的寻租腐败、“跑步进京”等现象。所以，这次改革的大方向显然是正确的，就是推动转移支付模式的制度化建设，在此过程中减少相关部门的“相机抉择”，而使其逐渐成为依靠法律法规而自行运作的“内在稳定器”。
同时需要注意，正如财政部相关负责人指出的“对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专项，可改变行政性分配方式，逐步推动建立政府引导、社会组织评价、群众参与的分配机制”，将来为进一步增加转移支付的分配合理性，可以改变财政资金必须由政府安排的固有思路，充分引入社会监督机制，运用公共服务外包和独立第三方机构的支撑，以更高的透明度为保障，构造一个在公众心目中更加公开公平的转移支付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