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采取鼓励吸收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政策。在这一政策指导思想下，吸收FDI的多少甚至已成为衡量各级政府建设成就大小的标志之一。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FDI流量总体呈上升态势，其中，1990年代以来的增幅尤其显著。
我们不能否认，中国引进FDI可以弥补国内的储蓄不足，增加就业岗位，引入先进的技术、管理、规则和国际市场等等。然而，无论引进外资有多少好处，弥补国内储蓄不足始终构成其最基本的因素。但是，在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20余年中，这个最基本的因素却是在变化着的。统计显示，1978～2004年间的中国储蓄投资格局大致经历了两个趋势相反的阶段。1978～1989年为第一阶段。此间，除1982和1983两年外，储蓄不足是中国经济的常态。引进国外资源（相应地出现贸易赤字）是中国谋求快速发展的重要途径。1990～2004年为第二阶段。此间，除1993年外，储蓄大于投资成为中国经济运行的常态，换言之，需求不足已成为这一阶段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因此，我们必须净额引进外部需求（净出口）方能吸收掉国内日益增长的储蓄从而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相应地，资本外流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长期现象。简言之，如果从储蓄/投资的对比关系来分析引进FDI，其合理性已经基本丧失。
但是，如果联系全球的储蓄和投资动态，特别是，如果将中国持续数年的“双顺差”和储蓄大于投资的格局（这是双顺差在国内经济的映射）同近年来已经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全球经济失衡”现象联系起来，问题就需要重新讨论。
所谓全球经济失衡，按照IMF总裁的解释，指的是“一国拥有大量贸易赤字，而与该国贸易赤字相对应的贸易盈余则集中在其他一些国家”的现象。而且，“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表现是，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庞大、债务增长迅速，而日本、中国和亚洲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对美国持有大量贸易盈余。”对于全球经济失衡，大致可以有两个分析的角度。其一是合理性。目前的失衡是以发展中国家长期贸易顺差、发达国家长期贸易逆差，从而事实上造成发展中国家在实物上“补贴”发达国家并向其输出资本为基本特征的。对于这样一种均衡关系，自然有理由质疑其合理性。其二则是可持续性。
不妨先看一看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一个例子。上个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处于战后重建阶段的欧洲、日本同美国之间也曾存在过与当前东亚同美国之间存在的情况。那时，欧洲、日本对美国也存在着长期的“双顺差”，并且也因此引起了美国资本先流入欧洲、日本，然后又流向美国的资金循环。著名经济学家Despres、Kindleberger 和 Salant 于1966年提出了“金融中介论”来对此进行解释。他们指出，在当时条件下，拥有发达长期资本市场的美国向存在“双顺差”的欧洲和日本事实上提供了金融中介功能：首先是美国向欧洲和日本提供长期非流动性资本（包括直接投资），帮助这些地区发展经济；而当欧洲建立了美元账户和官方外汇储备之后，美国又向欧洲借入更富流动性的资本。对于当前东亚（包括中国）与美国之间复杂的商品和劳务流动以及相应的资本流动现象，这一理论仍然有解释力。中国的经济发展事实上面对着两套金融体系，或者说，存在着两套金融体系可资利用。一套是相对低效率的国内金融体系。这个体系在动员储蓄方面尚差强人意，但在媒介储蓄向投资转化方面，则显得效率很低。另一套是国外（美国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金融体系。这套体系在动员储蓄和媒介储蓄向投资转化方面都比国内金融体系有效。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着这样一种循环：国内的储蓄首先通过贸易顺差流向国外，相应在国内积累起大量的国际储备，然后又通过各种引进外资的渠道流回国内——通过这个迂回的过程，我们事实上引入的是国外的效率较高的金融体系，使国内储蓄得到比较充分的利用，从而支持了中国经济的高增长。
如果这一解释成立，那么，我们便可有如下三个推论。第一，当前中国的“双顺差”以及相应积累大量外汇储备的现象有其必然性；就这个过程的本质是引入国外高效率的金融体系而言，它也有合理性。第二，这种必然性和合理性只是在国内金融体系较之国外的金融体系存在着较大的效率差距的条件下成立。第三，我们必须通过改革国内金融体系，提高效率，才能改变目前这种状况。鉴于此，我们的任务不是去奢谈引进外资的弊端，而是要加快国内金融体系的改革，缩小与国外金融体系的距离，尽快形成一种使得国内储蓄能够通过国内金融体系顺畅转化为投资的机制。在这项改革中，尽快对国内外资本实行同等的国民待遇（例如税收待遇的平等），尽快改变无条件甚至是以让利为条件引进FDI（和其他形式资本）的做法，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
关于引进FDI问题，还有其他一些问题需要讨论，其中最重要者，主要包括引进FDI的国际收支效应、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以及对外汇储备的影响等等。
引进FDI的短期效果是国际收支出现顺差，且没有债务负担，但是，长期且大量引进FDI将会降低FDI在资本积累方面的效果。概括而言，FDI对国际收支有4种正的效应：FDI流入造成的资本流入、FDI形成利润再投资造成的资本流入、外资企业生产出口品造成出口增加以及外资企业生产进口替代品造成的进口减少。但是，FDI对国际收支还有5种负的效应：FDI项目完成后或投资过程中的资本回流、投资利润回流、伴随着FDI的设备进口、专有权使用费和特许费支出以及外资企业对原材料和零部件的进口。在以上影响渠道中，投资收益流出是造成FDI国际收支净效应产生动态变化的主要因素。随着FDI存量的增加，投资收益流出也会相应有所增加；因而，FDI国际收支净效应出现逆转应当是不足为奇的现象。我们的研究显示：2002年，中国FDI国际收支净效应估计为顺差351.1亿美元；而到了2003年，由于投资收益流出的大幅度增加，这一估计数就下降到283.8亿美元。
FDI的大规模流入对中国的货币政策产生影响。以外汇形式进入中国的FDI，由于其必须在国内兑换成人民币，势将对中国的货币供应产生增加的压力；通过这一机制，它还将通过其他渠道对货币政策产生影响。但是，与通过其他渠道进入中国的外汇相比，FDI的进入似乎并无任何特别之处。
FDI的流入会增加中国的外汇储备。目前社会上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过多，不仅超出了其满足功能的需要，而且造成了利润损失。我们不能苟同这种看法。全部的问题在于，自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外汇储备的功能已经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尤其是20世纪末期以来，国际储备在“保持信心”、维持金融体系稳定和弱化货币错配方面的作用逐步增大，它的功能正从一种为了被动地应付国际金融形势变化的纯粹的“虚费”，演变为一国的财富，成为一国政府的主动积极的投资。200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一份题为《国际储备的财务成本》的研究报告中，通过对110个国家1990～2004年的全部数据进行严格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1990～2001年，即便将所有的成本（包括机会成本）都考虑在内，除发达国家之外的几乎所有国家的国际储备都获得了净收益。我们无法得到中国外汇储备的具体收益情况，但可以从国际收支表看出若干端倪。例如，2005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中的收益项目（对外投资收益汇入减去国外投资收益汇出）实现顺差48.7亿美元，这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首次逆转。而造成这种逆转的主要原因，当然归因于我国对外投资收益的大幅度增加。考虑到中国的对外投资中官方投资占主导地位，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我国外汇储备的收益是丰厚的；与同期国内其他证券类投资收益相比，它绝不逊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