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两年来，“融资贵、融资难”已成为全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从实际情况看，过去一段时间中，我国的融资成本的确偏高，无论是名义还是实际利率，都远高于同期西方主要经济体，而与历史时期相比，基本也是20年来的最高水平。针对这种情况，今年以来，政策层面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措施。8月14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多措并举着力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金十条”），要求金融部门采取综合措施，着力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互动。再次系统规划了各种相关政策，以缓解实体经济，尤其是小微企业“融资贵、融资难”的问题。总体上看，上述这些政策涉及的范围，包括了从宏观到微观，从金融到实体，从货币政策到财税政的各个方面。如何去理解这些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否能取得相应的效果？在这里，我们试图从融资成本构成的角度，去系统分析融资贵的成因，以及上述政策可能的效果。
一、融资成本的影响因素
在市场化环境中，影响融资成本的因素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即资金成本、运营成本、风险成本以及金融中介的利润，等等。此外，随着金融监管日趋强化，监管政策对金融机构行为的影响也日渐显著，因此，我们把监管成本也纳入到考察范围之内。
资金成本，主要受利率市场化和宏观政策的影响。近年来，利率市场化显著加快，除政策层面的推动外，市场创新的不断发展，给金融机构带来了越来越大的“脱媒”压力。理财产品以及货币市场基金等金融工具，在分流储蓄存款的同时，也降低了金融机构负债的稳定性。此外，宏观政策层面的变化对资金成本也有一定影响。过去一段时间中，外汇占款增速明显下降，无形中改变了市场的资金供求状况。而与此同时，货币政策调控趋紧，也强化了资金的紧张程度。所有这些，都导致了金融机构资金成本的持续上升。
营运成本。银行的营运成本取决于经营效率，若用成本收入比等指标衡量，中国银行业的效率在过去几年中稳步提高，按说不会对融资成本造成不利影响。不过，需要看到的是，对于不同的客户，金融机构的服务成本会有所差异。相比而言，小微企业信贷的运营成本明显更高，主要因为在目前征信体系仍不完善的情况下，小微企业的信息收集以及相关的管理成本都要更高一些。
风险成本。次贷危机以来，全球经济进入再平衡阶段，经济结构调整成为常态，中国亦不例外。在此过程中，部分行业、地区的信用风险明显加大，银行不良率持续小幅上升，尽管仍在可控范围，但趋势不容乐观。而相比较而言，小微企业的风险明显高于大企业，一是因为小微企业在产业链中的地位相对弱势，在经济波动中，大企业凭借其市场地位将部分风险转移给了小微企业（如拖延账期、占压资金，等等）；二是因为小微企业的贷款往往缺乏抵质押物，信用贷款居多，且大量使用联保方式，容易形成系统风险；三是小微企业自身经营能力偏弱，易受外部冲击的影响。覆盖风险是利率定价的一个基本原则，在信用风险持续增大的情况下，上调利率也是金融机构自我保护和优化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
中介利润。从实际情况看，中介利润对推高融资成本有一定的影响。抛开银行业高企的利润不谈，在过去几年中，由于各种原因，“影子银行”、“表外融资”等活动飞速发展，把原本简单的融资链条大大拉长。这一方面造成了社会融资额的高估；另一方面，过多中介机构参与融资过程，收取名目繁多的费用，直接抬高了最终借款的成本。
监管成本。过去几十年中，金融监管强化一直是国际范围的趋势，次贷危机以来，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应该说，为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强化监管有其合理性，但客观地讲，监管标准日益严格，也提高了金融活动的交易成本。具体而言，更加严格的资本充足率要求、流动性监管，等，无疑都提高了信贷的实际成本。除这些以外，在中国，存款准备金、新增贷款额度管理以及存贷比指标限制，等等，也对银行信贷有着较大的影响。需要承认的是，从控制银行体系乃至宏观层面的风险而言，强化监管有其必要性，但不可否认的是，诸多监管要求不断趋严、相互叠加，也是抬高融资成本的重要因素。
二、治理对策解析
从以上的简要分析来看，过去一段时间中，造成融资成本高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实体经济层面的因素，也有金融层面的因素；既有宏观层面的因素（如货币政策），也有微观层面的因素（如金融机构的收费行为）；既有客观合理的因素（风险上升所导致），也有不合理的因素，等等。这意味着，要缓解融资贵的问题，所需采取的政策手段，必然也是系统、综合的体系，而非某一项、两项举措而已。从“金十条”具体规定，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这一点。
在降低资金成本方面。利率市场化进程不可逆，不能寄希望通过压制利率市场化来维持较低的资金成本。从目前的市场竞争趋势以及政策层面的改革步调看，利率市场化会继续快速推进，资金成本上升的压力或将持续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诉诸于政策调控来压低资金成本，一是适度放松货币政策，将金融市场利率维持在相对合理的水平上；二是为需要支持的行业或领域，提供专项的政策性资金支持；第三则是通过优化考核等方法，抑制银行融资成本的不合理上升，遏制高息揽储，等等。
在降低营运成本方面。贷款技术创新可以有效地降低小微企业信贷的营运成本。具体而言，一是通过更多地采用基于交易型贷款技术，即利用企业的各种专有信息进行风险分析，来降低银行信贷（尤其是小微企业信贷）的营运成本；二是优化信贷业务流程，通过提前续贷审批，设立循环贷款能方式，提高贷款发放效率，降低相关成本；三是在组织架构上，成立小微企业专营机构，并在绩效考核方面，予以倾斜和引导，加大相关资源的投入。
在降低风险成本方面。“金十条”从这样几个方面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一是加强风险分担，大力发展相关的保险产品，积极发展政府支持的担保机构，扩大小微企业担保业务规模，以分散银行所承担的信用风险。二是改善小微企业的生存环境，保护小微企业的合法权益，降低其税收以及其他运营成本，等等。三是加快推进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
在合理降低中介利润方面。“金十条”强化监管，规范融资行为，对不合理的融资方式及收费行为，应进行取缔和限制，尽可能缩短融资链条。此外，政策还要求商业银行顺应外部环境变化的大势，纠正其单纯追逐利润、攀比扩大资产规模的行为。事实上，从长远看，稳定、具有黏性的客户关系是银行在激烈市场竞争中赖以生存的关键。在客户利益和自身的短期收益之间进行适当的平衡，也符合银行的长期利益。
总体上看，“金十条”根据造成融资贵的各种因素，进行了有针对性的部署，建立了一个全面、系统的政策框架和体系。但需要指出的是，现有政策，对监管成本似乎并未给与应有的重视。事实上，正如我们在前面所分析的，不断加码、且相互重叠的信贷监管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助推融资成本上升和影子银行乱象的重要诱因，亟待优化。
具体而言，应适度优化现有的监管体系。目前，不同部门出台的诸多监管措施，存在较严重的重复监管问题，比如，法定存款准备金、存贷比、资本充足率以及新增贷款规模控制等，各自都对银行的信贷有影响。如此多的、影响相近的监管要求相互叠加，必然会抬高信贷的成本，而且还容易诱发监管套利，扭曲正常的融资行为。对此，应加强不同部门之间的政策协调，适度简化、优化现有的监管体系。
此外，针对需要支持的小微企业融资，监管上可以有一定的政策倾斜，以降低相应的监管成本。过去几个月中，定向降准和存贷比调整，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监管部门的这一思路。未来，还应适时放松新增贷款规模控制（及合意贷款管理）的力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三、小结
从以上的简要分析，可以看到，影响融资成本的因素很多，不仅有金融方面的原因，也有实体经济方面的原因，不仅有金融机构自身管理上的问题，也有监管政策和宏观调控方面的影响。因此，在治理和调控“融资贵”问题时，也因全盘规划、多管齐下，方能起到预期的效果。“金十条”所提出的多项缓解融资成本高的举措，大体也都沿着上述几个方面在展开。随着这些政策的逐步落实，预计会产生应有的效果。不过，需要提醒的是，小微企业融资难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的难题，在次贷危机之后，实体经济经历重大调整的时期，情况尤其如此，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所以，也不宜过度渲染“融资贵”现象。在利率定价的构成中，因市场或监管缺陷所引发的融资成本上升，可以采取相应措施加以化解；而因风险加大和资金成本提高而导致的融资成本上升，是利率顺应外部环境变化而进行的调整，是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的必要路径，不能轻易加以否定。就这个层面上，我们仍应充分尊重市场机制。过度的政策介入，强行压低利率，或可能造成新的、更大的扭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