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和经济现象，其本身具有多元性、多学科交叉性。全球历史进程表明，城市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人类走向现代化社会的必由之路。而这一必由之路之所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重要的内在推动因素就是产业发展。各国实践表明，人为的产业政策设计会在短期内促进或制约城市化速度。但其内在机理如何，这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一、城市化与经济增长
1965年，伴随着世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经济学从经济学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单独的分支学科，城市化问题也开始成为研究热点，并逐步被纳入主流经济学研究框架。因此，关于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总结经济学理论对此问题的解释，以及吸纳城市化因素所产生的理论演变。
1.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不同研究阶段
第一阶段：古典经济学家眼中的城市化与产业分工。观察到二者关系密切，古典经济学家也最早从分工视角研究城市化。Young（1928）认为，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经济发展有自我强化过程。与此对应的历史发展事实是，城市化由单个城市发展进入卫星城镇、城市带阶段；城市带不断深化了社会分工和协作，分化中心城市的某些功能。从经济效率角度来看，这种分工优化了产业结构，增加了国民财富（Smith，1880）。二人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城市化强化分工和专业化，而分工和专业化能产生经济利益。这一观点还可以用马克思的协作分工理论或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报酬递增理论解释。
第二阶段：第一波城市化之后的产业发展研究。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冲击，各国城市化水平达到一定的高度并稳定。在此背景下，学者们观察到产业的发展及基本演变特征。Weber（1909）提出了工业区位论。认为运输成本和劳动成本是区位变化的位置因素，后者包括集聚因素和分散因素。集聚因素能通过产业集中节约成本。Perroux(1950)提出经济增长的空间机制，认为增长过程容易极化。Perroux（1955）提出，增长由较高强度的点极地区通过各种渠道向其他地区扩散传导，核心是推进型产业。Boudeville (1966)提出了里昂惕夫乘数效应，认为规模较大、具有较高生产率的推进型产业能通过关联性产业带动增长，并推动形成特定区域内产业综合体。集聚程度较高的点就是增长极，经多种途径传播后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扩散效应。增长极具有支配效应、乘数效应、极化和扩散效应（Hirschman，1958）。集聚的人口和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外部效应，形成集聚经济，再次吸引区域外的人口和经济活动，从而强化了城市化进程。Hansen（1967）系统研究和完善了增长极理论。认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使先导性产业集聚形成不同的空间点状分布，集聚包括工业群集聚和市场交易集聚。
第三阶段：城市化开始被内嵌入现代经济学研究框架（20世纪60年代）。Lewis (1954)提出了城市剪刀差问题，为Rannis and Fei (1961), Harris and Todaro (1970)等构建二元经济模型奠定基础。Kelley and Williamson(1984) ，Becker, Mills and Williamson (1992)提出了完全动态的二元经济模型。假定城市化就是一国产出构成从农业部门转向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过程。该模型提出，城市化是外在技术变化、贸易等迎合城市部门需要的过程。二元经济模型有很多内在缺陷，后被经济地理分析框架代替。
第四阶段：理论最前沿——新经济地理框架中的城市化和产业。目前，城市化问题的前沿性分析主要基于规模报酬递增的新经济地理框架。经济地理框架首先用几个因素将城市和农村纳入同一个经济模型，即决定城市化的几个因素：技术、经济部门结构、政府政策如税收、价格、流通等。Williamson（1965）研究了24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认为经济发展由最初的区域分离、而后的集聚过程推动。分离来自个别地区有发展优势而迅速发展，集聚来自落后城市的赶超过程。Barro and Sala-i-Martin (1991，1992)用西欧、美国和日本的案例印证了上述观点。Mills (1967)假设单个城市是一个出口部门，建立了城市最优规模决定的一般均衡模型，Handerson(1982)，Sullivan(1983)，Rahman(1990,1993,1996），Beeson(1987)等利用该框架对最优城市规模深入研究。Renaud(1981) 对111个国家分析后发现, 一国经济增长与城市化水平紧密相关。Krugman(1991)年提出新经济地理模型，即中心-边缘模型。Puga (1999), Fujita, Krugman and Venables(1999), Helpman (1998), Tabuchi (1998)的研究完善了该模型。由于该模型的一般形式对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决策没有实际建议，Baldwin and Forslid (2000), Baldwin (2001), Fujita and Thisse (2002)在新经济地理模型中加入增长背景等因素进行扩展。20世纪80年代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把知识外溢和技术创新看作是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看成是规模报酬递增的源泉。在此基础上，Gallup, Sacks and Mellinger (1999)以新经济地理理论为基础分析城市化，认为城市化推动区域性信息和知识外溢并产生集聚效应，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Bertinelli and Black（2004）认为，由于地方知识和信息的溢出能够产生经济集聚, 而人力资本积累能够促进内生经济增长, 所以单个城市伴随着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知识的溢出而增长, 城市数目增加以后所形成的城市化群落也就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由此，给出了经济增长与城市化相互作用的理论解释。
与此同时，城市经济学家利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进展，为传统的以规模经济为基础的城市化模型(Henderson,1974)建立微观基础，包括Lucas and Rossi-Hansberg (2001) ，Rossi-Hansberg (2001), Glaeser and Mare (2001), Pissarides (2002), Zhang (2002), Duranton and Puga (2004)。
相对新经济地理模型的主流地位而言，Yang and Rice（1994）建立了非主流分析模型，即第一个新古典城市化一般均衡模型。该模型揭示了城市起源、城乡分离都是分工演进的结果，分析了交易效率、交易地理分割和分工水平之间相互作用。
2.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随着理论框架的完善和成熟，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渐入佳境，不少学者利用成熟的理论和高级计量工具进行了实证研究。周一星（1995）对157个国家和地区1977年的数据分析发现，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明显的对数关系，相关系数为0.9079。成德宁（2004）对世界银行公布的2002年76个国家人均GNP和城市化率进行对数曲线模型拟合，认为城市化水平与人均GNP之间存在对数曲线关系，相关系数为0.82。Henderson(2000)计算出世界各国城市化与人均GDP对数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85。部分学者认为城市化和经济增长之间并非单一线性关系。Gallup, Sacks and Mellinger (1999)认为，城市化是产业部门结构调整的过程，未必一定会导致经济增长。Henderson (2002)的研究也支持该观点，认为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和生产水平之间没有相关性。一个经典案例就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其快速的城市化与负经济增长同时发生。World Bank（2000）提出，城市化与人口增长一样遵循S曲线，可以具体化为人口与人均GDP的关系。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人口增长也较低，经历一个同时加速增长的过程后，在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开始缓慢增长。还有一些学者如Wheaton and Shishido(1981)，Junius (1999)，Davis and Henderson (2001)的研究都认为城市化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倒U形曲线关系，即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城市化水平随之提高，到达峰值后开始下降。
二、城市化与产业的关系
城市化自产生起就与产业密不可分。
1.城市化与产业的一般逻辑关系
史料显示，城市化始于18世纪英国的产业革命，显著标志就是世界城市人口的明显增长。有明显的外力推动特征，不同于自然发展的城市化。但Brunt(2010)的研究证明，18世纪初农业税大幅提高，导致农民被迫离开农业而进入城市，从而英国城市化速度得以加速。城市化则使知识和经验能在集中的城市获得交换并引导创新。因此，城市化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起因而非结果。城市化与产业部门之间的一般关系是，城市化的动力在初期来自工业化，在中后期主要来自城市服务业的发展与新兴产业的创新。产业结构变化是实现城市化的基本条件。钱纳里（1989）在研究各个国家经济结构转变的趋势时, 曾概括了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一般变动模式: 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 工业化的演进导致产业结构的转变, 带动了城市化程度的提高。
城市化与产业的完整关系可以详见库滋涅茨（1989）在《现代经济增长》。该书提出，经济增长伴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历史事实证明，工业化与城市化高度相关。而且，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联系太紧密了，其任何变化都与产业进步、产业革命紧密相关，以至于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没有差异。诚然，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城市化同时也为工业化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劳动力、基础设施、生产要素流通、产业分工协作等）。城市化与不同产业的关系不同：城市化与第一产业负相关，与第二、三产业正相关。其中的逻辑包括：产业革命产生规模经济效应和集聚效应，要求集中、大规模生产，将人口从农村转移并集聚在制造业中心城市，推动了城市化进程。而人口之所以愿意进入城市，在于农业生产效率得到了提高，有了剩余劳动力。当城市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展极时，第三产业开始围绕城市服务需求发展，产业结构彻底改变了三大产业的内部结构。
2.新经济地理学对城市化和产业关系的微观解释
现代主流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对城市化和产业的关系给予微观基础和解释。新经济地理学模型都源起于规模经济，而规模经济与产业结构变迁紧密相关。Hoover (1948)认为，规模经济属于区域化经济的一种，他们严格地内部化于本地区产业。Jacobs(1969)则认为，有些产业依赖创新和市场化，其发展与本地区环境多样化和总规模有关。Kolko (1999)认为，大型城市多是服务业导向型，而小型城市多是制造业导向型。Fay and Opal (1999) ，Davis and Henderson (2001)认为，城市化在初期和中期的进程，主要取决于一国经济部门构成（即产业结构）和政府政策。Au and Henderson (2002)认为，如果不存在产业部门之间的扭曲，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主要取决于工资政策和移民限制（如中国的户口限制）。Henderson (1974)提出了最初的城市体系模型。Krugman’s (1991)的新经济地理模型围绕空间聚集，认为决定经济活动在空间上是聚集状态还是分散状态，取决于促使产业地理集中的向心力和削弱产业地理集中的离心力中，哪个占据主导地位。促进产业地理聚集的向心因素包括市场规模效应、充裕的劳动力市场和纯外部经济性。促使产业分散化的离心因素包括要素的不可流动性、地租和纯外部非经济性。
3.全球的历史实践
从产业角度来看，按照城市化与产业发展即工业化的速度对比不同，城市化道路也不同。全球城市化进程表明，城市化可以领先于、同步于或者滞后于工业化。（1）与工业化同步的城市化。代表是美国、加拿大、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部分发展中国家。（2）滞后于工业化的城市化。代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部分重工业化国家、中国。（3）领先于工业化的城市化。工业化不足、产业空心化的城市化，典型代表是拉美部分国家，其属于贫困型城市化。（4）去城市化、逆城市化。城市人口向郊区、卫星城市转移。原因在于大城市居住拥挤、生活质量下降、产业转移、交通和通讯发达等。典型代表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发达国家如美国。美国在1950-1975、英国在1961-1971年间，城市人口都在不断减少。
三、中国的城市化与产业结构转换
中国的城市化与产业化基本关系怎样？国内学者利用不同的方法给予了长期性研究。
1.中国的城市化是否落后于工业化？
老一代经济学家如张卓元（2002）等认为，中国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多，城乡分割体制根深蒂固，导致工业快速发展过程中城市化水平相对滞后。郭克莎( 2002) 等通过对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进行的实证比较研究指出, 工业化的结构偏差是造成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不同步的主要原因。这种不同步的类型是什么——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吗？与大多数学者所持的肯定观点不同，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研究课题组（2002）研究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并没有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在工业化不同阶段，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不同；工业化进程中的城市化演进速度与产出结构和就业结构转变趋势有很大关系；工业化对城市化的带动效应主要取决于工业化对非农化的拉动效应；中国的城市化并没有严重滞后于工业化，问题在于工业化的偏差主要表现在: 工业产值比重片面上升, 超过了人均收入水平上升所引致的需求结构变动的要求; 工业化过程中服务业发展滞后, 影响了非农产业就业的增长。这些偏差导致工业化进程不能有效地带动就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转变, 从而带动城市化的进程。
2.中国的城市化与产业结构转换、经济增长关系
吴福象和刘志彪（2008）研究发现，在长三角城市化群落（16个城市）中，城市化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城市群对经济增长发挥新引擎作用。孙自铎（2004）认为，国内的城市化对工业化有促进作用，二者是相互影响、逐步推进的过程。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9）认为，经济发展阶段和城市化模式决定城市化水平。在中国低价工业化时期即将结束、高成本城市化已启动的背景下，城市化的集聚效应对工业和服务业竞争力产生正向效应，工资成本对工业和服务业竞争力产生负向效应，住房成本对服务竞争力产生负向效应。应减少城市化成本过快上升，转变城市化模式，促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协调发展。进一步挖掘，产业结构转变中的那些核心因素对城市化进程起推动作用？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研究课题组（2002）认为，一般性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1965 ~1997 年期间, 不同收入国家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表现出不同的变动趋势：低收入国家的城市化程度随着工业化水平的上升而上升的趋势明显；中等收入国家的城市化前期与工业化同步变动，后期主要由服务业带动；高收入国家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已经脱离关系。城市化率上升主要与就业结构变动相联系, 而且与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上升联系更为密切。
有学者认为，应该动态、分阶段看到中国的城市化和产业化关系。洪银兴（2003，2007）认为，反哺农业和农村的初期阶段是工业起主导作用，在进入全面反哺农业和农村阶段，则需要城市起主导作用。中国当前的城市化已经不是过去意义上的农村人口进城，而是先进的生产要素特别是高科技与高科技人才进城，是服务业进城。这一城市化不仅包含生产要素向城市聚集的过程，也包括城市要素向城镇和农村扩散的过程。自20 世纪90年代以来, 中国经济增长的轴心发生了转移，周振华( 1995) 将其称之为城市化推动型经济增长。在这个阶段，城市化群落驱动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工业化途径来实现的，因为长三角的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经济最有活力的组织方式是通过企业集群的形式来实现的。蔡昉、都阳( 2003) 对不同地区的城市化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 并据此对不同地区的城市化增长机制进行了比较。李文( 2001) 、陆铭、陈钊( 2004) 等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我国城市化发展特征的经济效应。战明华、许月丽（2006）将城市化作为内生变量纳入内生增长模型，认为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规模变迁对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具有重要影响，城市化对经济增长也有重要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后者要小得多。
3.经济赶超过程中城市化发展
在中国经济继续处于后发、赶超阶段时，如何协调二者发展，降低城市病发生的概率，使城市化成为工业化的新动力？张文武、梁琦（2011）基于新经济地理学模型，采用中国1990年、2000年、2007年的经济普查数据分析，认为人力资本存量差异是地区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促进劳动力充分流动、加快推进城市化建设是有效应对策略。陈其林（2000）认为，缓和中国的人口规模与自然资源、环境之间矛盾与冲突，矫正中国当前产业结构严重偏差的主要出路推进城市化，发展大城市。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了城市化矫正产业结构偏差的功能。范剑勇等（2004）利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分析认为，推动中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对于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具有重要意义。周叔莲（2010）认为，城市化不能自动解决三农问题，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同时不能放松新农村建设。城市化不是要消灭三农，而是要为建设新农村创造条件。程必定（2003）认为，城市化包括人口转移型和结构转换型，认为构建城市经济圈有助于中国从人口转移型城市化转向结构转换型城市化。蔡昉（2010）通过研究近年中国劳动力市场，肯定了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提出中国二元经济已经终结，农业不再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恰当的政策选择应该是按照农民工市民化的思路推进城市化进程。
总之，城市化的核心是人口就业结构变迁、产业结构转换和城乡空间结构变迁。借助产业结构变化，城市化与经济增长有了一般的逻辑关系是：市场原则下的要素自由流动、产业结构转换——经济效率提高——经济增长。但是，讨论中国城市化问题必须关注一个大背景——中国是后发国家，处于经济赶超过程。当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一般特征是，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城市化相对滞后。要推动良性循环即市场自发的城市化——通过要素流通、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带动城市化。同时，规避产业化和城市化之间的反向关系，即转换过程中的城市化病。城市化模式或者道路设计不同，结果也不同。城市化在提高产业竞争力的同时，也产生了城市病等负面问题，最终的评价取决于二者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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