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现象,尽管理论界始终没有停止过讨论,并开过多种“药方”,但是,消费相对减少和投资、储蓄相对上升的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对此,我们认为有必要深入探讨其之所以长期存在的经济机制。我们认为,高投资率和高储蓄率长期并存的现象首先同“人口红利”有关。人口红利产生于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化:在一波“婴儿潮”之后的数十年里,通常发生的现象是,经济中适龄劳动人口的比重增加,而儿童人口比重和老年人口比重则会相对下降。而由这种人口结构变化所导致高储蓄、高投资和高经济增长就是“人口红利”。
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孰因孰果
对于长期持续的高投资现象,我们首先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高投资本身是否造成了经济失衡?如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解决问题的方案就非常简单了——降低投资率。但是,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则需要回答第二个问题:导致出现长期高投资现象的基本经济机制是什么?
在封闭式经济中,经济是否失衡需要看储蓄与投资的关系:如果投资大于储蓄,则这样的投资将得不到实际资源的支撑,经济将因此面临通胀的威胁;反之,如果投资小于储蓄,则实际资源将得不到充分利用,经济将因此面临通缩的威胁。由于经济在运行过程中受到各种外部和内部冲击的影响,储蓄和投资不可能时时刻刻都相等。例如,在经济景气上升阶段,投资可能会大于储蓄,而在经济景气下行阶段,储蓄可能大于投资。这种储蓄和投资的交替变化既可能反映了经济的周期性失衡,也可能是经济向均衡状态自然变化的结果,这取决于导致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因素。如果投资长期小于或者大于储蓄,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判断:经济处于失衡状态。
经济失衡的现象分为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两类:内部失衡即是指储蓄和投资的长期不相等;相应的,外部失衡则是指出口和进口的长期不相等。在开放式经济条件下,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具有比较复杂的关系,归结起来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内部失衡引发了外部失衡,例如,由于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导致储蓄率过高)和/或国内投资需求不足,过剩的国内产出需要由国外需求、即净出口来得以消化;
第二,外部失衡引发了内部失衡,由于净出口的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本、外币间的汇率,如果因汇率受到管制或者其他因素而导致本币币值被高估或低估,则净出口乃至储蓄和投资的关系都会受到扭曲。
就我国的情况看,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我国经济处于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的状态。内部失衡表现在投资率长期小于储蓄率:自1990年以来,除了1993年以外,所有年份的投资率都小于储蓄率。这种状况意味着“高投资”尚未高到可以吸收更高的储蓄的地步。进一步看,如果说投资导致了经济失衡,那也是因为投资率太低。与内部失衡相对应,1990年迄今,除了1993年以外,所有年份出口都大于进口。也即,我国经济对外也表现出长期的失衡状态。
那么,我国究竟是内部失衡引发了外部失衡,还是反之?
如果说是外部失衡引发了内部失衡,那么,恢复均衡的简单措施就是让人民币升值。但是,即使是美国经济学家也不认为人民币升值可以彻底解决中国经济的外部失衡(主要表现为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和美国经济的外部失衡(主要表现为对中国等东亚经济体的贸易逆差)。
如果说是内部失衡决定了外部失衡,那么,在采取政策措施前我们必须分析造成内部失衡的原因,而这只有两种可能:第一,储蓄率太高;第二,投资率太低。那么,为什么我国经济会出现长期的高投资现象?同时,为什么我国的储蓄率越来越高?
人口红利是“双高”根源之一
在分析我国之所以产生高投资率和更加高的储蓄率的原因之前,我们有必要获得一个关于储蓄、投资之间关系的全球图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储蓄小于投资、经常项目长期保持逆差的国家唯有美国,欧洲尤其是日本则呈现长期的储蓄大于投资的格局,相应地,其经常项目都保持着顺差状态。所以,全球经济的基本状况是:中国、欧洲和日本的净储蓄支撑了美国的国内需求。换言之,全球经济处于失衡状态。
我们认为,高投资率和高储蓄率长期并存的现象首先同“人口红利”有关。人口红利产生于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化:在一波“婴儿潮”之后的数十年里,通常发生的现象是,经济中适龄劳动人口的比重增加,而儿童人口比重和老年人口比重则会相对下降。在人口发生这种结构变化的过程中,如果适龄劳动人口能够同时获得就业,则总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上升。
参与率上升至少从两个方面推动了储蓄率的上升:
第一,工作人口比重的上升导致全部人口的总收入增加,这必然会提高储蓄水平;
第二,由于年轻工作人口的相对增加,这会导致总人口的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倾向上升,进而产生额外的储蓄率上升效应。在高储蓄率的带动下,投资率如果也能够上升,则经济将维持一个高的增长速度。由这种人口结构变化所导致的“三高”———高储蓄、高投资和高经济增长就是“人口红利”。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人口红利发生的时间有所不同。
在西欧,适龄劳动人口的大幅度增加主要发生于19世纪中期,人口结构的这种变化与当时正在进行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相辅相成,使得欧洲出现了高储蓄、高投资和高经济增长的格局。与欧洲“旧大陆”相比,北美“新大陆”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之间发生了更为可观的人口红利现象。据经济史学家的考证,在1870年到1913年之间,新大陆的人均GDP增长率之所以会比旧大陆高,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新大陆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而造成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或者说初始原因并不是高生育率,而是劳动人口由欧洲向北美的大规模迁移。有关具体国家的考据进一步验证了人口结构变化的重要性,例如,当时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之所以高于法国,完全是因为美国的人口年龄优势;再例如,意大利之所以难以赶超英国,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意大利的人口年龄结构处于劣势。
二战后,西欧和北美又出现了一波婴儿潮,但从趋势看,尤其是西欧的老龄化现象已经非常明显。在1965年到1990年期间,西欧的适龄劳动人口年均增长率只有0.64%,同时,低生育率导致非劳动人口出现了负增长。据预测,从1990年到2015年期间,西欧的适龄劳动人口增长率将降至0.08%,而老龄化将导致非劳动人口增长率达到0.41%。随着适龄劳动人口比重的下降,西欧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大幅度下滑:在上个世纪70年代,储蓄率和投资率尚维持在27%左右的水平,到本世纪初,两个比率已经降到20%左右。在企业投资欲望极度衰落和居民为养老进行的预防性储蓄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储蓄率超过投资率,进而导致欧洲的经常项目基本维持在顺差状态。
与欧洲相比,北美因外来人口迁移,其情况相对较好。在1965年到1990年期间,北美适龄劳动人口增长率保持在1.4%的水平上,是非劳动人口增长率的4倍。不过,北美依然存在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据预测,在1990年到2015年期间,北美适龄劳动人口增长率将下降到0.99%,而非劳动人口增长率将因老龄化上升到0.79%。就储蓄和投资的关系而言,在人口因素、金融支持下的借贷消费习惯以及政府巨额逆差的共同推动下,美国的储蓄率自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的22%左右急剧下降至目前的14%左右。同时,投资在90年代新经济的刺激下依然保持在18%到20%左右的水平。由此,美国的经常项目始终维持在逆差状态。
东亚经济奇迹同人口红利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上个世纪60年代末开始,整个东亚的适龄劳动人口迅速增加,儿童、老年人口的比重相对下降。据统计,在1965年到1990年期间,适龄劳动人口的年增长率达到2.43%,是非劳动人口增长率的近4倍。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相适应,在1970年到1995年期间,东亚人均GDP增长率高达6.1%,其中的1.5到2个百分点起因于人口结构的变化。在人口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的双重推动下,东亚的储蓄率和投资率自1970年的20%强持续上升,90年代初储蓄率达到32%左右,投资率更是高达近36%。此后,由于日本人口老龄化的拖累,储蓄率有所下降,但依然维持在29%左右。至于投资率,在亚洲经济危机后,迅速下降到24%左右。由于投资率小于储蓄率,整个东亚始终保持着经常项目的顺差。
就未来趋势看,东亚也难以避免老龄化问题。据预测,从1990年到2015年期间,东亚的劳动人口增长率将下降到0.94%,同北美的水平差不多,而非劳动人口的增长率将上升到0.32%。从2015年到2040年期间,东亚适龄劳动人口将出现负增长,非劳动人口增长率将因老龄化上升1.24%。在东亚区域中,老龄化现象最为严重的是日本:1950年,日本劳动人口与老年人的比例是12比1;2003年,降至4比1;2025年将降到2比1。人口结构的老龄化趋势必然会影响到储蓄率和投资率,这在日本表现得最为明显:在上个世纪70年代,日本的储蓄率和投资率高达40%左右;80年代储蓄率和投资率分别下降5个百分点和8个百分点左右;90年代末,储蓄率和投资率已经分别降至27%和24%左右。同欧洲一样,由于预防性储蓄相对稳定,投资极度衰落,日本的经常项目保持了20余年的顺差。
建国以来,中国的人口增长经历了两波显著的婴儿潮。一波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人口自然增长率维持在20-30‰左右的水平;另一波是在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人口自然增长率维持在15‰左右的水平。一个简单的推算可知,60年代婴儿潮期间出生的人口目前大约在35到45岁期间,这个年龄段的人口不仅是改革开放后劳动大军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且,随着其工作的逐渐稳定和子女长大成人,收入的相对增长和消费的相对下降将导致这些人口成为主要的储蓄者。同样,80年代婴儿潮期间出生的人口也将在未来十年或二十年成为主要的生产者和储蓄者。
两波婴儿潮、尤其是60年代的婴儿潮推动了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根据五次人口普查和2004年1%人口的抽样调查结果,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我国适龄劳动人口比重逐渐上升,到2004年,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已经达到72%强。
同其他国家一样,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在我国也产生了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和高经济增长率的“人口红利”现象。在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增加的同时,我国适龄劳动人口的就业率一直维持在98%左右的水平,这导致总人口的劳动参与率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而递增。在改革开放开始的1979年,总人口参与率只有42%,到2004年,总人口参与率已经达到近58%。从趋势上看,总人口参与率与储蓄率、投资率显然是一致的。
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预测,我国适龄劳动人口的比重将一直维持到2010年。2020年后,在劳动人口绝对数量减少的推动下,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将发生较为明显的下降。这意味着在未来5到15年左右的时间里,高储蓄率依然会得以维持。在这段时间里,如果不能够通过高投资率来充分利用储蓄,进而推动经济增长,那么,以后我们可能就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换言之,高储蓄率是人口结构变化过程中的客观规律,它要求我们必须维持一个较高的投资率,否则,就是浪费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