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是在一夜之间，“温州炒房团”、“温商炒煤团”、“温商炒矿团”……频现报端，温州商人再次成为众矢之的，被送上了舆论风暴的风口浪尖。仿佛温州商人颇为喜欢与宏观调控作对，喜欢开罪于经济社会与公众。事实上，“温州炒房团”源于年前《温州晚报》发起的一次“太太购房团”活动，参与者范围很小，动用的资金额也不大。之后，经过媒体的渲染，“温州炒房团”火热出炉了。一时间仿佛温州商人要对全国的房价上涨负有某种意义上的直接责任。为什么温州商人这样容易成为传媒神话的牺牲品？为什么温州商人总是成为最受经济社会“侧目”的少数人呢？
近三十年来，温州经济带给人们许多观念上的冲击和一系列实践中的困惑。作为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一个侧面或缩影，也作为中国市场经济体系中最为活跃的一部分，温州经济与金融实践具有突出的示范性，充满启示，值得关注。2005年8月，经过对温州的金融环境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调研，我们才发现对于温州的了解或认识原是非常之不足，甚或所作的理论预判也多失之偏颇、流于陈腐。深刻地研读、正确地研判温州经济、金融现象及其所揭示出来的问题，关乎我们在中国市场经济体系建设和金融体系改革等一系列的重大理论命题和政策实践上所持的基本态度、原则或立场。
有鉴于此，本文在调研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有关问题研究，重新梳理温州经济与金融历史发展的脉络，力图有所归纳总结。
（一）认识框架
走出“温州模式”的窠臼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温州人便开始广泛寻求集体农业之外的谋生之路。他们大多从简单的家庭手工加工业开始，逐步向消费品为主体的轻工产品加工业拓展。由于受到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的限制，温州人的“生意经”是：商业第一、生产第二。这就形成了温州当时以“货质劣、强销售”迅速占领全国流通市场份额的态势。在对温州货的一片抱怨声中，温州资本的原始积累初步完成，为其产品生产进一步向工业品拓展奠定了基础。
上世纪80年代，温州的工业生产就逐步实现了从简单的家庭手工业向工场工业的扩展，在生产范围和生产单位两个方面实现了突破。通过商业手段迅速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后，温州的商人开始大规模地投资创办工场，在机器设备投入水平、密度和范围等方面都得到提高或扩展，形成了大规模生产各类对技术水平要求不高的轻工业产品的能力，产销取得了进一步的成功，并将之扩展到居民消费品之外的许多工业产品的零配件领域和各种小商品的广阔范围。
由此开始，在政策研究领域和社会宣传中，就出现了所谓的“温州模式”。它包含产、销两方面，即：家庭作坊式的手工业和计划体制之外的商品流通。作为对计划经济的一种突破，以及工业进入乡村的尝试，以家庭单位为基础的“温州模式”和以乡镇集体为基础的“苏南模式”等成为经济社会中广受争论的焦点。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这些模式都在不与计划经济体制发生严重冲突的状况下，实现了巨大的经济产出，改善了当地的生活水平。
在改革开放伊始，经济短缺。社会对于经济问题的认识与理解往往带有非常鲜明的局限性，并无可避免地带有意识形态的烙印。计划经济体系被称为（计划）“体制”，此外，其他诸种皆被视为（某某）“模式”，包括“商品经济模式”，甚或“市场经济模式”（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根本方向后，市场经济体制取代市场经济模式的提法）。这说明，相对于“计划体制”而言，“经济模式”在理论研究与政策宣传中带有明显的“等而下之”的地位，“某某经济模式”的标签表明其“身份”的划定，可以对其进行直截了当的批评甚或是情感宣泄。对于“温州模式”的褒贬不一说明了，一开始这个问题就不是单纯经济意义的。在这种背景下，“温州模式”被过度曝光、或被过度“解释”了。尤其是，在有关“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 等一系列的“模式”解读或争议的不断升温中，渗透着极强的政治意味和政策动向。
经济社会更愿意将温州经济视为异类，将温州商人视为“经济动物”。将之打上“温州模式”的标签，更容易使人产生一种距离感，这就形成了一种可观测、可把握的“安全感”，甚或面对温州经济的勃勃生机和温州商人咄咄逼人的进取精神产生出某种“心理优势”，而少了本应当有的紧张感与压迫感。可以说，“温州模式”一开始就包含着许许多多的复杂因素和情感成分。
进入90年代，伴随全面改革开放大格局的形成，尤其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政策实践的根本方向后，用“特殊模式”、“特殊政策”或“特定地区”来阐发中国整体市场经济体系的走势甚或走向便有所不当了。至此，有关“温州模式”等讨论就告一段落，但是，有关“温州模式”的一系列认识分歧甚或严重误解却没有被划上句号。
可以说，“温州模式”对于经济社会最大的影响是，它冲击了人们在计划经济时期所形成的道德观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权威，以及长期尊崇的传统计划经济理论教条或政策惯性。换言之，温州模式带给经济社会的是新鲜刺激和不适应感。
在2004年的宏观调控中，温州商人再次被舆论口诛笔伐。这有多少成分是带着情感的有色眼镜？如果我们没有跳出“温州模式”的旧框框，就不能发掘出温州经济在中国市场经济体系建设与发展中所处的特殊位置，也不能通过温州经济体系中所出现的种种经济现象预测中国经济体系已出现或将面临的主要矛盾。
温州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急先锋”
今年五月的《资本市场》杂志封面文章痛斥“温州模式”穷途末路。但是，人们似乎忽视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总是“温州”呢？其实答案只有一个，鉴于历史和自然条件等多方面的原因，温州事实上是中国计划经济体系中最薄弱的一隅，这反而成就其抢占中国市场经济排头兵的位置。
温州经济是中国市场经济的一个观测点，因为温州经济处于中国市场经济的最前端，是中国市场经济体系中最为活跃的经济力量之一。对于全国而言，某种程度上温州经济是中国市场经济的一个缩影。温州地区经济和金融问题具有预警性，即许多问题在温州经济中先发生，之后或者几年后，在全国不同地区先后出现。这一点，可以为经验所证实。
温州地处浙南、临海。境内多山、地少、路狭，民多迁徙、语多方言；历史上，此地少战事，政治不活跃、经济也属落后。
清季，康熙帝为征台湾而禁海，令福建沿海数百里渔民内迁，闽南人部分北迁至温州蒼南等地（至今，温州人用语包括闽南语等多种方言）。至此以降，温州乃经年避战之地。20世纪上半叶，国共两党在浙南都不算活跃；下半叶，鉴于台海对峙，这里事实上又长时间作为预备战区，各项政府投资很少，工业稀少、国有计划经济体系远非发达。由于山区耕地局促，农耕经济十分落后，所以，乡民大多倾向于外出谋生，并多青睐商业。时，温州人大多借助海路外出，即便到上海也需2天的路程；晚近，铁路开通，情况稍解。现，温州地区户籍人口，计770万（其中不少外移人口，广布国内外，多以商业为根基；另，散布在海外的温籍华侨达50余万）。
自古及今，温州始终处于政治活动的边缘，也处于经济活动的边缘。由于经济资源的匮乏，温州缺乏发展农业和工业的基础条件。温州经济和温州商人是“穷则变，变则通。”的活写真。以经济为中心早早就成为温州人的基本生存法则，恰恰由于政治不活跃，经济活动也处于最低潮，所以，温州人的经济活动所依靠的主要力量就只能是家庭和个人。而正是作为经济活动中最基本单元的家庭和个人，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动力。在国有资本兴衰的历史长河中，温州很少受到波及。在各地长期陷入解决政府与企业历史或现实矛盾关系的困境中时，在各个企业还在摸索各种各样的企业形态、治理结构或激励机制的同时，温州人便早早开始了“经济自救”。积极地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迅速从商业资本积累发展到产业资本积累，并开始通过土地积累等方式向金融资本积累过渡。温州没有一系列的经济发展的优势，也没有历史包袱和思想积习，反而在全国范围的经济发展中占得先机。这不是说明什么温州这个地方的风水了不起，更不是由于温州人具有经济动物性格，而是印证了最为基本朴素的经济法则，正是这些在温州取得了无所阻碍、酣畅淋漓的发展空间。
温州“经济优先”必然体现为市场优先。因为计划经济体系的组织系统不发达，纪律约束松弛，温州商人所依靠的只有市场法则。温州商人白手起家，从最微小的、竞争最薄弱的商品、产品领域做起、做大，在不同时期，我们都一再发现的温州经济的活跃和温州商人敢为天下先的劲头。
计划配给产品、流通提供商品。计划经济后期，由于实行严格的产品计划配给，全国的商品流通极不发达，全国常年饱受“经济短缺”之苦，民众生活必需品和消费品严重不足。因此，在计划体制之外，开辟商品流通渠道在短时期内甚至成为比扩大产品生产规模还要重要的事情。商品经济成为计划改革的第一步，温州商人抢占先机，成为计划经济后期最为活跃的商品流通领域中的一股力量。
事实上，在计划体制下，由于长期奉行“先生产、后生活”的经济发展战略，居民消费品或轻工业品的生产和流通流域普遍存在着质次价高的情况，一旦放开流通，必然出现庞大规模的廉价劣质商品。但是，整个经济体系没有酝酿发动一场针对产品质量的攻势，因为这会危及计划配给体制，打击计划经济的权威，同时，计划分配体系并没有发展出一套完整的服务体系，消费者的地位与权利还处于抑制状态，计划经济的有效性、效率不允许更为细致地划分产品的质量等级，那会进一步加剧经济短缺。只是在产品生产得到快速扩张和商品经济大发展之后，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才成为经济社会关注的主要对象。
当时在计划经济体系下，温州经济体系没有能力获得充足货源，也没有港口能力或边境贸易可获得境外商品。因此，推动温州展开全国性商业活动最初的产品来源就只能依靠自我生产。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都十分低下，几乎完全依靠手工。同时，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本积累，产品生产条件简陋、原材料品质低下，温州货质不高就成一个普遍性的问题。这几乎完全依靠行销力度弥补，温州商人很快建立了全国性的行销网络。积极向全国供货，成为突破计划供应体系中最为活跃的一支货源。相对而言，温货品质也成为备受全国买家诟病的对象，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温州货的销售成功。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温州经济的商业资本积累阶段。
所幸的是，温州货质不高的历史并没有持续多时，或成痼疾。更为万幸的是，温州劣货并未扩展到食品、医药等事关生命健康的领域。一伺商品资本积累告一段落，温州经济即行扩张生产，并扩展升级为工业产品器部件等的加工制造。既有的商业行销网络也有了多渠道的充足货源，伴随资本壮大和销售能力的提高，温州商人事实上建立起更长的销售半径，产销结合也更为紧密，温州商人行销的货物遍及世界各地，货物品质有了保障，也逐步地建立起全球性的商业信誉。
由此可见货质不高并非是温州货所特有的，而是其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相对而言，全国各地都先后出现了货质不高的问题，一些地区假冒伪劣商品横行，民众深受其害，当地经济体系和一些行业、企业为此多受牵累。问题在于，为什么温州能够较快地从这种恶性循环中走出来？为什么另一些地区则深深陷入到恶性循环之中去？这里面有时间先后的问题，更有一系列值得深思的深层次原因有待检省。
（二）温州经济的历史发展
温州资本发展的三级跳：商业资本－产业资本－金融资本
温州经济肇始于商业活动，在完成了商业资本的原始积累之后，迅速转化为遍地开花式的工业生产，产业资本成为温州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当产业资本不断扩张并受到土地、能源、技术、人才等的约束后，温州经济开始发挥其更为强劲的资本力量，由产业资本开始向金融资本过渡。
1.产业资本优先
中国是世界的工厂，没有强大的生产能力，就不会有强劲的贸易活动。这一基本状况在温州经济身上得到了最有力的印证。
温州商业资本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在于，有着日益强大的产业生产力量作为支撑。温州的大企业不多，但是，我们并不能断言，小企业没有大前途。事实上，全国还没有一个通行的划分企业规模的有效标准。温州的基本标准是年产值在3000万元以下的企业被认为是小型企业（在德国，德国复兴银行认为是3000万欧元产值以下的企业为小企业），在一些内地省份，这一标准显然就过高了。目前，温州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土地资本的积累，企业普遍酝酿着扩大生产规模。因此，再以小企业或者家庭手工作坊的老眼光看待温州工业就陷入误区了。
2.经济发展瓶颈的出现
温州经济发展的瓶颈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土地约束和能源约束。当然，技术和人才也是温州经济发展的主要限制条件之一，但是，当前其重要性远远不如前者。土地意味着空间；能源意味着时间。
温州地处山区，土地狭少。经济进一步扩张需要土地资本的投入。但是，土地资源短缺及其流通体制不畅制约了企业的发展。温州土地价格每亩超过100万，政府在土地批划中也存在一系列亟待完善的环节，同时失地农民的补偿问题也非常突出。新的一轮土地竞买决定了产业资本的新一轮膨胀，谁能够获得土地意味着谁将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去。
土地资本在产业资本的进一步生成中占居了支配性地位。就是说，企业的发展前景、规模和竞争能力将首要地取决于其在新一轮土地资本竞争中所处的位置。温州地价上升的很快，以房地产为例，温州市区内的楼价普遍上扬，瓯江岸边的商品住房价格已经达到每平方米1－2万元；温州下属的县级市——瑞安的楼价也达到每平方米8000元甚至个别商品住房达到每平方米上万元。即便如此，温州的商人们普遍认为，土地价格还将上升。因此，囤积土地和商品房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这也就不难理解温州商人大量置业的现象了。
土地作为基础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在温州的经济体系中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我们可以预想，大规模的土地资本化，意味着土地的集中，这将迫使在新一轮土地竞争中的失败者被迫退出温州经济体系，他们要么将所拥有的小规模土地出卖获得较高回报，要么将迁到土地约束较为松弛的地区寻求发展。类似的变化曾在温州买卖商和制造商的分离中出现过。当初起决定作用的是，能否有效地将商业活动所积累的资本投入到工业生产中去，从而实现产业资本的升成。
温州土地资本的变化说明了，在全国经济发达的主要地区，尤其是在东部沿海的经济发达地区，新一轮的土地集中将较为彻底地改变这一地区的产业形态和企业结构，也将深刻地塑造该地区的金融格局。只有巨额资本投入才能获得的土地也意味着产业资本同金融资本间的必然结合，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结合也将进一步整合企业体系，从而形成一系列新的经济变化和金融变化。
与此同时，电力供应紧张也进一步束缚了温州产业发展。温州的电力供应紧张已使企业普遍开工不足。许多企业被电力系统被勒令隔日开工，由于缺乏有效的限制设施和监控手段，供电当局倾向于采取更为严厉的限电措施。电力供给紧张的矛盾向柴油等替代能源扩张，柴油发电成为制造商和服务商应对限电的必备手段。电力紧张无疑极大地动摇了小企业生产的灵活性，压缩了其创造利润的有效空间。在与大企业展开用电竞争中，小企业往往处于下风向的不利地位。鉴于，电力供应在严格的政府管制之下，价格缺乏必要的弹性，供电紧张的局面还将持续。虽然有新建电站的大规模投入使用，但是，上游的煤价已经放开，电站供电利润空间被压缩，如果各电站争相扩张供电规模必然会引发电煤竞争，从而危及电站的盈利，同时会拉高整个能源体系的价格。因此，供电紧张在目前的体制格局下难有大的改善。温州商人从自身的状况出发判断出煤电油运的紧张，进而开始向诸领域投入大量的资本。
3.经济扩张向金融资本积累过渡
能源紧张将迫使部分产业资本撤出，转向更为灵活的投资领域，形成金融资本。温州经济已经从商业资本阶段过渡到产业资本阶段，并正在向金融资本阶段迈进。这预示了一个适用于更大范围的基本发展态势或基本事实。
最能够说明温州经济中金融资本积累快速发展的事实是，温州普遍存在的大规模民间借贷。至于民间借贷的规模，有着不同版本的统计，最高的认为有5000亿元人民币。根据当地人民银行的统计为，1700亿元人民币。温州当地的金融资产规模为2000多亿元人民币，一般说来，存贷比并不高，资产质量很好，不良资产率1.89％。就全国而言，都是最为突出的。为什么温州没有出现全国较为普遍的资产质量低下的问题呢？首先，温州不存在大规模的国有经济，便不存在银行体系向国有经济进行大规模的金融补贴的状况；其次，民间金融发达，风险在银行体系和民间借贷之间分散，全社会的金融风险的识别、管理、监控和防范的程度、敏感度、有效性等都较高；第三，产业资本发达，工业利润丰厚，形成了充裕的资金来源；第四，当地的信用体系发达，债务关系普遍良好，包括政府在内的信用意识明显较全国其他地区高；第五，现金经济在相当程度上还普遍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约束了金融风险。根据人民银行温州分行的统计，温州地区近几年的人民币现金投放呈现出不断提高的态势，2002年现金净投放85亿元人民币，2003年为87亿元人民币，2004年为92亿元人民币。大量使用现金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效率和安全性是最为主要的问题，于是温州地区产生了现金提送的保安服务，支付结算开始大量地使用票据，值得注意的是，温州商人所使用的票据以本票居多；第六，事实上存在较大数额的外部资金流入，来源主要是埠外温州商人的汇款，居民储蓄存款也有稳定的增加。
（三）变化中的温州金融活动
债务关系清晰
温州金融活动中区别全国其他地区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债务关系清晰。由于温州地区经济以中小企业为主体，这些中小企业又基本上是从家庭手工作坊做起，并不存在复杂的社会关系或政府关系，企业之间的关系也因此趋于简洁。这就降低了民间借贷的信息成本、管理成本，也为风险控制提供了条件。因此温州的民间金融活跃、规模庞大，并在不断向前发展。由于民间金融的不断壮大，事实上也降低了当地银行体系的经营风险水平。可以说，这是一个良性互动的阶段。
然而，两套金融体系之间的关系既相互补充、彼此融合，也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一方面，银行体系主动让出了部分高风险的业务领域或低端客户群，而民间借贷恰恰在此有较强的适应性；另一方面，民间借贷有可能突破散、小、短的局限，单笔信贷规模增大，同银行竞争，造成银行客户或业务流失。值得考虑的是，温州经济发展总体上快速而非常平稳，一旦出现大范围的经济异常，即便银行体系不出或少出问题，民间金融一旦出现某种失灵，同样会对于整个金融体系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政府环境较好
与全国大多数地区一样，温州的制度环境主要取决于政府的执行状况。温州地区的银行体系总体上运行良好，资产质量水平高出全国，金融监管的开展总体上比较顺利。较全国各地区而言，温州地区的国有经济成分低，财政投融资或市政建设对于地方经济的影响力较弱，因此，政府各个部门对于金融活动的干预也明显较少于全国其他地区。
鉴于干部家属或亲属大多从事经济活动，官员的家庭经济收入或来源并不完全依赖公务员的财政工资收入。由此，尽管政府在整个经济体系中仍然占有突出地位，并控制着诸如土地等极为重要的经济资源，但是官员廉洁自律的程度还是比较突出的。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官员洁身自好，但是在经济活动的重大利益博弈中推进公平竞争方面，政府部门还是有进一步完善工作的必要。比如在土地划转开发方面，大企业往往具有较小企业更大的优势，这将必然导致金融资源跟随土地资源一同向大企业集中。这种态势任其发展将人为地改造企业结构，将一定程度地损伤温州的经济活力和企业竞争。
调研中，我们还发现，个别部门直接干预一些政府基层机构的财政存款，特别是村委会的存款，要求其支持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发展。在一些金融机构的改组中，个别政府部门也实施了不恰当的强制做法，干预正常的经济活动，一些也产生了不良后果。比如，在信用合作社的改组中，某县有关当局强令信用社吸纳高达5000万元人民币的不良债权，并提供虚假的政府担保，事后，并不兑现承诺。
在未来的经济变化中，政府部门将置身于更加激烈的利益冲突中，许多矛盾有可能向政府部门集中，这将增加金融活动的不确定性。这一点在调研中有比较突出的反映。
货币体系：货币单位制度发生变化
现有的人民币货币单位制度是历史形成的，在80年代后期，出现了50元和100元的大钞，之后，最新一版的人民币增加了20元的纸钞，并没有设定新版的2元纸钞和新版的分角币（一角新版铸币当不在此列）。
在温州，人民币的单位制度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人民银行温州分行已经多年没有像温州地区投放5角以下的分角币现钞，银行柜台结算已经废止了分币，乐清的商业银行的柜台结算的最小单位是5角。可以说，分币已经退出了流通，退出了支付结算；角币基本上也开始大规模地退出。在商品和服务的定价方面，分币已经退出超市，公交车的最低票价为1.5角。应当说，现存的分角币在自然的减少，仅有5角币将保留较长时间。同时，以元为单位的商品或服务的定价、支付和结算也出现了较大的变化，主要体现为5元和10元为基本的末位数。例如，温州地区的公路桥梁收费基本上是个位5元或0元。这样看来，温州地区实际通行的货币单位为：5角、1元、5元、10元、15元，等。基本上实现了简化了的5进制。100元人民币以下的单位基本上演变为从5角到100元23个基本单位。这较现行设定的从1分到10000分（100元）的单位密度大为缩减。
事实上，全国各地在现行人民币单位使用上都有所缩减，主要集中在分角币上，尤其是分币。其中，深圳和温州比较有代表性。但是，就银行的柜台结算和定价的5元进制方面看，温州地区的变化要更大一些。
货币单位的设定和运用上的这种变化反映了金融活动的基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另一方面也不同程度地说明了传统的货币单位制度已经开始偏离经济活动的现实。这种差异也反映了地区间经济和金融活跃程度的差异和发展水平的差异。从近几年的情况及其发展态势上看，在货币层次上所出现的地区差异会进一步扩大而不是缩小，这会为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带来何种影响有待进一步观察。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现钞经济的规模和覆盖的领域是非常广大的，即便是在市场经济非常活跃的地区，这种现象也是非常普遍的。一方面，这是经济发展与活跃的标志；另一方面也说明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观念的落后。这样一种矛盾的现象就促使我们必须在关注信贷总量的变化的同时，关注现金的流通量、现钞的投放量等，尤其是针对民间借贷颇为发达活跃的地区而言，现金的融通不单单意味着交易量的发生，还意味着一定程度的民间借贷。就是说，对于一个地区的债务关系的观测不能简单地停留在银行信贷的层面，还必须观测其他的一系列有价值的可观测的指标。
毫无疑问，温州地区的现钞使用状况可以形成一系列非常有价值的观测或评估的指标体系。
活跃的社会组织
在温州的经济体系中，企业、个人、金融机构（主要是银行部门）和政府之外，还出现了活跃的社会组织。这一点温州又走在了全国的前面。这方面的情况并不十分清晰，但调研中还是获得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相关信息。
以基督教会为例。温州的教会组织在全国而言是非常发达的。教会组织多以民间自发的形式存在，并快速发展。仅瑞安市，教会组织就达100多个，各个教会之间也存在普遍的联系。温州的教会组织还向邻近的安徽和江西渗透，在北京也存在较为发达的温籍教会组织。温籍教会组织的成员并不限于温州人，在外地的温籍教会组织人也有当地人的大量加入。这种状况同温州商人所建立的行销网络有关，在商业组织的藤蔓上也结出了社会性组织的果实。
温州本地的教徒粗略地统计也有数十万人，如果将各地的温籍教会组织计算在内，人数定突破百万。维持这样一个庞大的教会组织，在精神信仰之外，还是需要相当的组织能力和财力。温籍教徒中不乏相当数量的农民，但还有一定数量的商人和企业主。教会组织经费的主要来源虽然依靠自筹，但还是比较充裕的。以瑞安为例，100多个教会组织中，各家的教会资金都在100万元人民币以上。据此粗略推算，温州地区的教会资金应在6－10亿元人民币之间。这些资金大多比较分散地以各个教会组织骨干的个人或家属的名义存在各个银行机构，一旦，这些资金开始汇集，就会形成比较强的力量，进言之，各教会资金开始合并帐户，就意味着出现了事实上不需要贷款的超级存款大户。这在一定意义上对于温州地区上百家的银行分支机构而言，将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温州这一案例说明，在关注企业组织和居民个人的同时，我们还需要了解到，经济社会的变化在其他领域也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的变化，并进一步已或将反映到银行或金融体系中来。这些力量是推进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还是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反作用于金融体系，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这些都是有待进一步观察的。
（四）问题与启示
单单民间借贷应当得到规范吗？
就全国范围而言，对于民间借贷的看法大为不同。有地下金融、非规范金融、民间金融、民间借贷等多种定义。事实上。关于民间借贷一词最有价值的是“民间”，即非“官营”。计划经济时代和改革开放初期，“金融官营”是受到法律保护的，立法的主要目标是确立这一原则。其核心在于“官”，而不在于什么是“金融”，也不在于如何界定“营”，业务是什么，怎样做，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问题是“谁来做？！”
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金融体系开始从“官营垄断”逐步放开，但在这方面的立法大大落后于现实需要。不仅如此，事实上，对于金融活动的立法本身并不充分。以银行业为例来说，什么是银行（包括商业银行、信用合作社、政策性银行）？什么是银行业务？什么是存贷款？什么是利率？什么是汇率？这些并无明确的法律规定。所以，不是简单地规范民间金融的问题，而是规范所有金融活动。
在法律变化之前，首先是观念的转变。备受争议的温州民间金融终于在2005年间接地获得了官方某种程度的认可。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在今年5月的一次会议上表态应当正确评价民间金融。事实上，民间借贷或民间金融早就存在了，它是作为官营金融之外的第二套金融体系在运转的。其不仅生存下来，而且在不断地发展壮大，这突出地说明了市场经济的力量。在这方面，温州再一次提供了值得深入研讨的“样板”。
两套金融体系在未来长期发展中的关系将如何变化，温州也将提供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观测样本。这将为全面的金融改革提供建设性的参考意见。
在温州，资金的充裕是相对的，资本的约束还较为普遍地存在。民间借贷的利率水平大致在10％或更高的水平，这与现行银行体系的利率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两套金融体系是渐行渐远，还是渐行渐近呢？毫无疑问，在不远的将来，两套金融体系之间相互补充，彼此分割的状态将有所变化，在相当程度上，彼此之间将形成某种程度上的竞争。如果深入地研讨，我们或许会发现，事实上，银行体系始终没有深入到一系列的融资环节中，就是说，银行体系自觉地退出了民间借贷大量发生的部分领域；另一方面，这种退出可能远未结束。这样，二者之间将发生相当程度上的竞争，竞争也许早就已经发生，表现在民间金融在不知不觉地提高了银行体系的运营成本，银行体系的存贷比没有大的提高，受到民间借贷的约束（即，民间借贷的存款发生在银行体系，贷款则不依赖银行体系）。这些有待于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有一点是清楚的，民间借贷将获得怎样的发展，以及获得何种程度的认可、保障，这些将是衡量和评估我国银行体系改革与发展的一项重要的指标。正如，从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过渡一样，温州经济中的产业资本如何更紧密地同银行资本或金融资本结合在一起，实现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过渡将是未来温州经济变化中最为根本的一环。
银行管制准入是否应当放松？
现有的温州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历史形成的股东过多而且分散。以温州城市商业银行为例，股东达到2000人以上，而员工只有1027人。在温州农村还存在一系列的农村信用合作社，面临的问题很相近。
温州现在的银行体系依然是国有四大银行占先，依次为：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温州城市商业银行位居第五位，是温州地区银行体系中发展最为迅速的商业银行，现有存款132亿元人民币，贷款127亿元人民币。不良资产为4.89%（温商行脱胎于若干家城市信用社，历史形成的不良资产在快速地减少）。温商行是温州地区唯一家法人单位的银行，其他各行都是二级分行或一级分行。分支银行体系主导的温州银行机构体系是否会对于温州金融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形成阻碍，值得进一步关注。以现金流通为例，及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交易规模的逐步扩大，温州经济体系开始大量地使用卡和票据结算。票据的使用是一个非常突出的变化，这方面的发展非常迅速。但是，值得关注的是，票据使用以本票为主，汇票和支票还比较有限。一伺票据业务进一步发展，分支银行机构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其全国性的网点，而温州本地的法人银行就相形见绌。这便会形成一个不平等的银行业竞争的格局，不利于这一地区银行业的发展与稳定。
温州银行体系每年产生的利税40多亿元人民币，基本上是四大国有银行创造，这些利税没有进入当地的财政。温州城市商业银行中政府财政所占的股权比例为8.9%，并且在持续缩减之中，财政当局对城商行的干预相较全国大多数城商行而言是很小的。温州的这种状况具有非常特殊性，反映了地一级城市财政金融的一种不对称关系。财政与金融两分离的状况在地区一级的城市比较明显地体现出来，这一问题在温州方面更为突出。主要是，温州城市商业银行与温州市财政的关系处于渐行渐远，这在全国其他地方则有不同的表现，主要是地方政府往往非常积极地干预以至控制本地的城市商业银行，利用股权关系或者行政组织认识关系来使城市商业银行服务于本地政府主导的近几建设计划。当然，其他地方所反映出来的是一种“坏典型”，温州的财政当局与金融机构之间缺少这样的“坏典型”，但是，温州地方财政对于金融机构几乎缺乏股权上或行政上的联系渠道，也税收联系也弱化，这会造成以汇总怎样的未来格局有待进一步观察。
温州银行体系以分支行为主导的局面是否有利于该地区金融与经济的长远发展尚有待观察。可以预期的变化是，温州地区的银行准入管制将进一步放松，而放开所针对的对象将不再局限为国有银行或股份制银行的分支机构，还应当包括直接设立的一级法人银行机构。
温州银行体系的改革与发展也将为全国提供有价值得参考。
几点启示
首先，降低一个地区债务风险水平的关键是使该地区的债务关系总体上趋于清晰、稳定。尤其是关注这一地区的政府、企业与银行的三角关系，对于那些规模大、历史长、业务范围广泛、投融资关系复杂的企业有必要给予特别关注，因为其往往决定了这一地区的金融稳定程度、银行风险水平等。这方面的案例颇多，教训也多。
其次，必须关注民间金融的规模、水平、趋势及其特点。事实上，各地都存在不同规模、水平的民间借贷活动，某种意义上说，民间金融促进了金融稳定性或健康；相反，在那些民间金融欠发达的地区，金融活动的违约风险水平往往更高，甚或存在较强的掏挖银行体系或其他金融机构资产的趋势。
第三，现实银行体系的经营战略中存在明显的“尚大”之风，表现在银行追求大客户、大项目，这似乎是减少了运营成本，但是这集中、拉高了风险水平，降低了银行处理单笔信贷业务的能力，尤其是处理小额信贷的能力。尚大之风还对于地区经济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使得政府和企业各方都倾向于大项目、大公司运作。这一方面可能使有关项目和公司的运行脱离了实际需要，产生不必要的风险；另一方面有可能恶化项目竞争和公司竞争，抬升大公司或大项目的运营成本，压迫中小项目或公司的发展空间。银行经营的“尚大”之风说明了银行体系的趋同性，不利于拉开银行间业务或市场的层次，发展开来也会对于整个银行业产生负面的影响。
第四，正确处理好银行业务与地区经济之间的关系。在政府、企业与银行的三角关系中，金融生态环境是一个重要的观测指标。简言之，从温州的情况看，企业是地区经济发展与稳定的重心，政府和银行都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这一生态环境就确保了温州银行体系的快速、健康、稳定地发展，温州也成为全国银行资产质量最好的地区。与此相反，一些地区的政府和银行体系结合在一起，强势推进本地经济，企业跟在后面分得一杯羹，结果形成的只是短期经济繁荣；在长期形成经济下滑，造成复杂的债务关系，银行体系受损，甚或政府信用遭破坏，企业一蹶不振。
对于全国而言，温州地区经济和金融问题具有预警性。温州地区经济比较好地解决了商业资本、产业资本、金融资等不断升级问题，其所出现的矛盾和困难是发展中问题。就金融领域而言，温州的金融体系更加贴近市场，突出体现为两套金融体系的平行运行，相互补充，协调发展。就银行体系而言，温州的主要问题在于如何有效地放松准入管制，如何有效地推进民间借贷的正规化和合法化。就长远来看，土地约束和能源约束是暂时的，根本来说，还将是资本的约束。这就需要在一切政府所控制的价格体系中推进改革，范围将涉及煤、电、油、运，以及土地、环保和社保，使价格调整供需在一个更广泛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这预示着，金融改革需要一场以更为彻底的、全面的价格改革为核心的经济改革作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