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十年楼市调控持续挫败，市场持续狂热，政策沦为疲敝，调控大局将倾。值此“防止住房价格过快上涨”的政策目标已难达成之际，《新国五条》颁布及《实施细则》密集出台，成就了十年楼控的终极版本。这一“史上最严厉的楼市调控”的真实面目是，不再与市场作博弈，而直接将其纳入政府的“计划”统管。
如果怎样都不能驯服猛兽的话，那么，就似乎只有将其锁进铁笼了。
新的调控直接剥夺了部分居民的购房资格和信贷资格，将居民所有的存量住房纳入政策调控与管理范围，开始直接对商品住房的售价实施限制，这些措施表明，居民住房市场的主体、对象、范围，以及价格水平等，开始全方位地收归政府管制，计划管控开始从福利房、保障房延伸到商品房。朱熔基政府时期开启的住房商品化和市场化改革，经过十年来不断加码的政策调控，以及与市场轮番强力反弹的大博弈后，走到了尽头，不可逾越的“政策边界”陡然峭立起来。
计划体制下，“居者有其屋”是一种体制性的政治承诺。这一承诺为长期供给短缺、住房紧张所扭曲，沦为“空头支票”。只有大胆推进住房商品化和市场改革，扩大供给来源，弥补计划之不足，才能最终克服住房短缺，实现安居乐业。十五年前开启的住房改革的根本目的即在于此，十五年来，中国的住房建设与市场发展突飞猛进，可谓改天换地，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人居历史上最为伟大的跃进之一。
然而，计划体制下的“居者有其屋”的内涵在商品化和市场化的大潮冲刷下，已从实际上占有、使用提升到法律上所有、支配。不仅满足居住需求，还要满足财产需求。民生幸福不仅意味着居有住所，还意味着拥有住房财产，且要不断追求“财产性收入”的提高。曾几何时，提高公民财产性收入亦成为庄严的政治承诺，这便极大刺激了多样化的住房需求。楼市调控自始便力图区隔出两种住房需求，着力精确打击住房投机，克服价格瓶颈。事实上，住房市场上的买方需求并不能在技术上或政策上做出有效的区隔，由此，需求管理为主导的楼市调控常常因此而无的放矢、屡屡受挫，并使政策权威与声誉大受贬损。现在，住房市场的计划性管控不仅要打击投机需求，更要剪除投资需求。至少，这在当下不可避免地大面积“误伤”了改善性需求和刚需。
住房改革前脚克服了供给瓶颈，后脚就带来了价格瓶颈。十年前，央控楼市伊始，就出现了房地产市场出现泡沫的声浪，十年下来，价格翻了好几番。仅今年一季度价格上涨就有两三层，究竟何一价格水平才是泡沫出现的标志？或者何一价格区间才属合理？这些判断往往与收入水平相衡量，结论或为大多数人买不起形成泡沫，或为大量“空置房”已成就泡沫，当“泡沫”价格还在刚性上升时，“刚需”和“改善性需求”的概念就被创造出来。中国住房市场的基本面究竟如何？事实上，已经为住房公平化的社会判断所吸收、所替代。
住房公平化似乎须要在不同族群之间加以平衡，这几乎是一个社会问题；进而，房地产泡沫与住房公平化相互作证，循环论证，成就了巨大的“舆情”，进而左右政策走向。住房公平化往往在不同居民之间的商品住房区隔，而忽视了保障房、福利房等不同住房品类之间的公平性问题。这就隐含着政府、企业、居民三大经济部门之间的住房资源配置问题。应当说，三大经济部门间的利益平衡是一个更为现实的经济问题，也是更为突出的社会问题。
中国究竟要实现何种意义上的“居者有其屋”？中国住房商品化和市场化改革是否意味着全民分配住房的终止，全民购房时代的来临？若非如此，价格究竟发挥何种作用？这些个问题拎不清楚，甚或含混掉、回避开，中国住房市场的“公平化”声浪就会压过一切，并使“改革是最大的红利！”这一主旋律发生“变奏”，甚或出现休止。
居民通过信贷购买商品住房，意味着扩张债务收入，意味着扩大自有财产，更意味着提高财产性收入的极大可能。在政府和企业双双积极扩张债务收入的同时，在中国经济陷于“债务繁荣”大背景下，无所不在的通胀压力正在侵蚀居民部门的工薪收入，而其债务收入的规模和渠道都在紧缩，财产性税务支出却在大幅提高。股市萧索、楼市收紧，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途径何在？如此下来或长此以往，收入分配结构改革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居民部门的收入水平？拓宽收入来源？增进民生幸福？
把“野兽”关进铁笼，即解决了“问题”，消灭了“麻烦”吗？十五年来的住房改革与十年来的楼市调控，万万不能蜕变为一只硕大的“鸵鸟”，且越来越深地把头伸进计划的“沙丘”。
